影片用了一个长镜头来表现澡堂过夜的那一晚：氤氲的蒸汽模糊了视线，疲惫的人们蜷缩在躺椅上酣睡。
陈建国用军大衣紧紧裹着儿子小强，孩子稚嫩的声音在空旷的浴室里回响：“爸爸，我们是不是在探险？”
陈建国没有回答，只是把儿子搂得更紧，镜头推近他的脸，泪水混着额头上流下的水珠和蒸汽，无声地滑落。
那是一种男人无声的崩溃与坚持。
为了填饱肚子，在最困难的时候，陈建国偷偷去了血站。
当他拿着卖血换来的几十块钱，买了一大碗热腾腾的、上面飘着几片薄肉的面条，儿子让他先吃时，影厅里响起了低低的啜泣声。
第202章：《当幸福来敲门》（下）
马国庆坐在黑暗中，感觉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银幕上陈建国蹬着三轮车在雨夜里狂奔，只为追赶一个可能带来实习机会的证券公司经理，结果在泥泞中摔倒在地，丢失了一只廉价的塑料鞋，他挣扎着爬起来，赤着一只脚，一瘸一拐地继续追，脸上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泪水……
这一幕，让马国庆想起了自己刚来京城时，在工地受伤，没钱去医院，只能硬扛着的日子。
陈建国父子最后的栖身之所，是街道办设立的“下岗职工临时救助站”。
这里挤满了形形色色、和他一样被时代抛下的人。
绝望、麻木、争吵是这里的常态。
陈建国在这里显得格格不入，他依旧保持着看书的习惯，在嘈杂的环境中，就着昏暗的灯光，啃着那本《英汉大词典》和手绘的股市笔记。
他帮救助站管理员修理坏掉的收音机、电风扇，换取一点点额外的食物或是一个相对安稳的床位。
这是他仅存的、属于技术工人的尊严和换取微薄资源的方式。
第三幕：转机（1997年秋）
转机终于出现。
陈建国凭借在救助站里依然坚持自学积累的金融知识，以及那股子不服输的韧劲，通过了一家证券公司的初试，获得了一个为期六个月、没有薪水的实习机会。
经理（由一位老戏骨客串）面无表情地告诉他：“二十个人，最后只留一个。”
没有薪水，意味着他必须白天在证券公司拼命表现，学习各种繁琐的业务，忍受同事若有若无的轻视和老客户的刁难；下午五点下班后，他必须立刻冲出去，蹬上他那辆破旧的三轮车，在京城的大街小巷穿梭拉活，赚取父子俩当晚的饭钱和第二天的基本开销；晚上，他还要赶在救助站关门之前回去，抢到一个能睡觉的床位。
影片用快速剪辑的蒙太奇，展现了陈建国如同陀螺般旋转的每一天：在证券公司穿着唯一一件不合身的旧西装，谦卑而努力；在街头蹬着三轮，汗流浃背地与同行抢客、躲避交警；在救助站拥挤的床位前，就着走廊灯光继续学习；在黎明前的黑暗中，轻轻叫醒儿子，把他寄托给救助站旁边一位好心的、同样落魄的老太太照看……
时间一天天过去，实习生的数量在不断减少。
陈建国靠着惊人的毅力和偶尔闪现的对市场波动的直觉判断，勉强留在了队伍里。
但他疲惫的身影、以及那辆停在证券公司后巷破旧的三轮车，都让他成为其他光鲜实习生背后议论和嘲笑的对象。
高潮在决定去留的那一天到来。
前一天晚上，因为蹬三轮送一个突发急症的老人去医院，他错过了末班公交车，几乎是跑着回到了偏远的救助站，整夜未眠。
第二天早上，安顿好儿子，他拼命赶往公司，却又因为交通堵塞而迟到。
当他浑身汗湿、头发凌乱、穿着那件在蹬三轮时被刮了个口子的旧西装，一只脚上的皮鞋还沾着泥点，狼狈不堪地冲进会议室时，所有的实习生和那位严肃的经理都已经就座。
经理的脸色阴沉得能滴出水来。
“陈建国！你看看你现在像什么样子？！这里是证券公司，不是劳务市场！你告诉我，你凭什么觉得你能胜任这份工作？凭什么在二十个人里留下你？”
镜头对准了葛尤的脸。
那是一张写满了疲惫、窘迫、但眼神深处却有不甘火焰在燃烧的脸。
他张了张嘴，想解释，却发现任何语言在此时都显得苍白无力。
影厅里鸦雀无声，马国庆和其他观众一样，屏住了呼吸，仿佛能听到自己心跳的声音。
然后，他们看到陈建国没有辩解，他只是颤抖着手，缓缓地、郑重地从自己旧西装的内侧口袋里，掏出了两样东西。
一样是那本边角已经卷曲磨损、被翻得几乎散架的《英汉大词典》。
另一样，是一张用各种废纸粘贴、拼接而成的手绘“图纸”，上面用不同颜色的笔，密密麻麻、却又条理清晰地画满了早期中国股市那曲折蜿蜒的K线图，旁边还有细细密密的注释和计算过程。
他把这两样东西，像捧着什么绝世珍宝一样，轻轻地、却又沉重地放在了经理面前的桌子上。
他抬起头，眼中有泪光闪烁，但更多的是一种被逼到绝境后的坦诚与孤注一掷。
他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遍了整个影厅，也敲打在每一个观众的心上：
“领导，我…我不知道我行不行。”
他哽咽了一下，深吸一口气，努力让自己的声音更稳定些：
“但我只知道一点——像我这样的人，除了拼命，没有别的路可以走。”
……
镜头在经理审视的目光、其他实习生复杂的眼神、以及陈建国那混合着卑微与骄傲的表情上切换。
画面渐渐模糊，影厅里响起了刘欢那首脍炙人口的《从头再来》，旋律悲怆而又充满力量：
“昨天所有的荣誉，已变成遥远的回忆…
勤勤苦苦已度过半生，今夜重又走入风雨…
我不能随波浮沉，为了我致爱的亲人…
再苦再难也要坚强，只为那些期待眼神…
心若在梦就在，天地之间还有真爱…
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是从头再来…”
歌声中，画面切换，是陈建国穿着虽然旧但浆洗得干净整洁的中山装，胸前别着证券公司的工牌，站在九七年那个充满了机遇与风险的证券交易所大厅里。
人声鼎沸，红绿闪烁的屏幕映照着他不再年轻却重新焕发出光彩的脸庞。
他手里紧紧牵着儿子小强，孩子仰头看着他，眼睛里充满了崇拜和依赖。
父子二人的身影，缓缓融入那象征着中国经济脉搏剧烈跳动、也承载着无数人梦想与挣扎的汹涌人潮之中。
幸福，没有戏剧性的盛大宣告，它或许只是在他用尽最后一丝力气，终于推开那扇沉重的、名为“机遇”或“生存”的门后，悄无声息地，照进来的一缕微光。
银幕上，字幕缓缓升起。
影厅里的灯光，也次第亮起。
第203章：精神毒药
电影散场的灯光已经全部亮起。
马国庆却坐在原地，许久没有动弹。
影厅里人群开始蠕动，嘈杂的议论声、椅板翻动的噼啪声、零星的啜泣擤鼻声混杂在一起，他却像被钉在了座位上，怀里紧紧抱着那件半旧的军大衣，目光还停留在已然滚动着制作人员名单的银幕上。
葛尤那张混合着卑微与骄傲、浸满汗水与泪水的脸，陈小强那稚嫩却懂事的眼神，破旧的三轮车，拥挤的救助站，还有那本被翻烂的《英汉大词典》和手绘的K线图……一幕幕画面在他脑海里翻腾、撞击。
他不是陈建国，他没那么多文化，也没想过进什么证券公司，但他太熟悉那种被生活逼到墙角、除了拼命别无他路的滋味了。
从钢城到京城，从轰鸣的车间到嘈杂的批发市场，从温暖的炕头到冰冷的工棚，那份属于男人的尊严在现实的重压下如何一点点磨损，又如何在不甘中一次次挣扎着抬头，他感同身受。
“爸……”
他下意识地喃喃了一声，声音沙哑。
银幕上陈建国对儿子的承诺，让他想起了远在东北老家的父亲，那个同样沉默寡言、用脊梁撑起家庭的工人。
也想起了自己离乡时，父亲那欲言又止的眼神。
旁边一对年轻情侣的对话打断了他的思绪。
“哎，看得我好难受，葛大爷演得太好了……”
“是啊，最后他掏出词典和那张图的时候，我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
“不过结局算好吧？总算有希望了。”
“希望？哪有那么容易……电影是这么演，现实里，多少人拼了命也抓不住那点光。”
马国庆默默地站起身，把军大衣穿上，感觉那点从影院暖气里汲取的温暖正在迅速被回忆和现实的寒意吞噬。
他随着人流走出影厅，重新投入京城十二月干冷的傍晚。
街灯已经亮起，车流如织，霓虹闪烁，这座巨大的城市依旧按照自己的节奏冷漠地运转着，并不会因为一部电影、一个“陈建国”的悲喜而有丝毫改变。
但他心里有些东西，确实不一样了。
那是一种混杂着酸楚、共鸣、以及一丝微弱却被点燃的……说不清是慰藉还是力量的东西。
……
次日，十二月五日，星期六。
经过首日的发酵，《当幸福来敲门》在“九地”范围内引发的讨论热度持续攀升。
《京城晚报》在文化娱乐版以头题位置刊发报道，标题颇为直接：《〈当幸福来敲门〉首日告捷，九地票房斩获103万！》。
文章快速罗列了主要城市的票房数据，并引用了一位影院经理的评论：“观众热情超出预期，尤其是下午和晚场，很多场次都出现了满座。很多观众是拖家带口来看的，散场时讨论非常热烈。”
报道也提到了影片引发的两极反应：“一部分观众认为影片真实感人，给予了‘年度最佳国产片’的高度评价；但也有部分年轻观众觉得影片‘太过沉重’，‘看着心里堵得慌’。”
《津门今晚报》的影评人文章标题则带着强烈的感情色彩：《葛尤“褪尽铅华”，王盛再现“点金手”》。
文章盛赞葛尤的表演“完成了一次深刻的蜕变，将一个小人物的坚韧、窘迫与尊严刻画得入木三分”，认为王盛“再次精准捕捉到了社会脉搏，用一部励志温情的作品，回应了时代的叩问”。
文章预测，按照首日走势，影片总票房有望再创新高。
《姑苏晚报》的报道角度更为本地化，着重提到了“观影直通车”模式与影片内容的奇妙联动。标题是《〈幸福〉敲门，“直通”热度延续》。
报道称，不仅本地观众踊跃购票，一些来自周边城市、甚至魔都的观众，也通过各种方式前来观看影片，使得影院周边餐饮、住宿生意都带动了不少。报道还引用了几位本地中年观众的观后感：“就像在看我们自己的故事”、“再难，也得往前奔”。
《津门今晚报》的影评人文章标题则带着强烈的感情色彩：《葛尤“褪尽铅华”，王盛再现“点金手”》。
文章盛赞葛尤的表演“完成了一次深刻的蜕变，将一个小人物的坚韧、窘迫与尊严刻画得入木三分”，认为王盛“再次精准捕捉到了社会脉搏，用一部励志温情的作品，回应了时代的叩问”。
文章预测，按照首日走势，影片总票房有望再创新高。
其他如《梁溪日报》、《彭城都市报》、《龙城晚报》、《静海文化报》、《广陵晚报》等，也都用较大篇幅报道了影片首日的火爆票房和引发的社会热议。
影评大多以褒扬为主，强调其现实意义和艺术价值，但也或多或少地提及了部分观众觉得“压抑”、“不够轻松”的看法。
真正将争议推向公众视野的，是《金陵日报》文化版刊登的一篇略显冷静、甚至带有一丝尖锐批判性的评论，题为《〈当幸福来敲门〉：是精神毒药，还是现实镜鉴？》。
这篇文章如同投入平静湖面的一颗巨石，瞬间激起了千层浪。
作者开篇承认影片制作精良、表演出色，拥有“催人泪下”的强大情感力量。
但笔锋随即一转，直指核心：“影片给了陈建国一个充满希望的开放式结局，他牵着儿子的手，融入证券交易所汹涌的人潮，仿佛光明未来触手可及。
这固然符合贺岁档的温情需求，迎合了观众对‘善有善报’的朴素期待。
然而，我们必须清醒地发问：在九十年代末那场波及数千万人的下岗洪流中，在现实那冰冷坚硬的逻辑面前，千千万万个真实的‘陈建国’们，是否都能如此幸运地、凭借个人奋斗就推开那扇名为‘幸福’的窄门？”
文章进一步剖析：“影片将陈建国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他自身的文化底子（《英汉大词典》）、坚韧不拔的意志和抓住金融浪潮的运气。
这无疑是一种极具诱惑性的叙事——它告诉观众，只要你足够努力，足够坚持，就能像陈建国一样逆天改命。
这种叙事，在给予微弱希望的同时，是否也在巧妙地、将宏观政策调整和社会转型的巨大成本，悄然转嫁给了个体来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