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好色。
偏偏对于政治，对于权力，
他又传承了刘氏子孙特有的敏锐。
“正因如此，才需要更多的谏言与匡正，以防他走上错误的道路。”
越聪明机敏的人，
如果不能得到纠正，
那么一旦他的出发点错了，
他的内心怠惰懒散了，
那么带来的伤害，也会跟着越发严重。
难道桓帝不够聪慧，不够机敏吗？
但他的才智没有用到正确的道路上，人生的后期也沉迷酒色之中，
国家陷入无所谓的内耗，府库亏空的极为严重，使得大汉百年积攒下来的问题，在当时得到了进一步的激化。
“如果皇帝用卖官鬻爵获得的钱财，用来组建一支强大的军队，怀抱着中兴的壮志，效仿武帝、光武那样，再将天下清扫一遍，那我怎么会反对呢？”
以继业者的身份，做创业者的事情，更需要轻装上阵。
用不上的瓶瓶罐罐，扔出去的确没什么问题。
就像皇帝自己说的:
那些地方已经变成了世家的形状，
朝廷的旨意，顶多在那里得到表面上的执行。
但问题在于，
以史道人对皇帝性格的理解，
他清楚的知道，
那些拍卖官职而获得的巨量钱财，更多的会用于皇帝个人的享受。
也许他会进行一些微不足道的变革，
也许他会组建一支保卫皇宫的禁卫，
可在做完这些保障自己地位与权力，防止卖官鬻爵，世家寒门日益尖锐的关系，反噬自己的事情后，
皇帝基本不会再做其他的了。
因为他没有压力和烦恼，
该接着奏乐接着舞了。
“前人之鉴，犹在眼前。”
“为什么还要那样呢？”
史道人跪坐在地上，脑袋微微底下。
何博就问他，“那你延续原本的想法吗？”
史道人顿了顿，随后点头说道:
“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我想要继续尝试。”
“若不能在大汉达成，那在新的朝代，也可以再去做它。”
张角在为了那遥远未来的大同天下做出努力，
而他则是选择在这必然还要延续多年的家天下过程中，渗入属于“太平”的理想。
“君主独治一国，想要改变他的心意，又何其艰难呢？”
“而且对于太平大同的理想来说，一个不好又不坏的君主，是很可怕的。”何博对他这样说道。
千秋史册记录过的诸多人事，的确强调过“明君”的作用。
一个强而有力，目光高远，能够凝聚上下之心的领袖，
在驱使国家力量走上正道，迅速提升国力这方面，是很巨大的。
不一定要是皇帝，
不一定要是大贤良师，
但天下人总要有个中枢的核心，有个做事的规矩，才能不变成一团散沙。
只是贤明的领袖太过稀少，
家传世袭也好，
群推众选也罢，
权力总会诱惑出人内心隐藏的欲望，随后让一个族群、一个组织、一个国家，走向崩坏。
而一个品质败坏的领导者，作用同样巨大，只是与前者相反罢了。
安帝掌权几年，
向上破坏了和帝、邓太后辛苦治理的成果，
向下让顺帝这个儿子，为之擦了一辈子的屁股。
由此可见败家子的威力。
可总的来说，
好的聚拢人，
坏的驱散人，
不好不坏，不上不下，最是吊着人。
偶尔贤明，偶尔昏庸的君主，
会有人爱他，会有人恨他，
最后争来吵去，
国祚宗庙不能保住，
其腐朽败坏的痕迹也不能完全清理，
新朝建立后，还会有一大批怀念前朝的遗老遗少存在。
“这对国家而言，也是一种消耗吧。”
史道人对此只是沉默。
最后，
他才缓缓说道:
“长久的安稳是安稳，一时的安稳也是安稳。”
“我知道了。”
何博听了，只是对他说道，“那你继续努力吧！”
随后，
他挥了挥手，转身离去。
邹衍从地上冒出来，看着史道人的位置说:
“中原这边的太平道，对这个后生还是颇有怨言的。”
也许是因为孙恩建立过一个国祚六十余的国家，
也许是因为大汉长期以来，对太平道实行的隐性歧视，
中原这边的道士，总怀抱着莫名的心气，认为自己可以在共和燕国的基础上，做的更多，做的更好。
史道人的曲线传道，
让一些道士觉得，他背叛了太平道原定的理想，走上了歪路，背叛了中原道友们的事业。
甚至还吵到过何博的面前——
不是所有的道士都可以轻易见到上帝，聆听上帝的教导。
但随着道门仪轨的完善，道士们“焚表敬天”的操作，也越来越流畅。
当然，
考虑到同一时间，会给上帝烧纸打报告的人，也许会有很多，
而按照上帝惫懒的性子，能够直达天听的，却没有几个。
于是道门便定下规定，
要求焚表之前，要在那黄纸上写清楚自己的身份、籍贯，以及要发送给哪位鬼神，请求其代为递交上帝等等信息。
这样吵架吵的厉害了，
也不至于让上帝分不清哪位说了哪句话。
在一定程度上，
这样的仪轨，
还促进了泰西那边户籍制度的完善。
毕竟不管是罗马，还是夏君夷民的泰西诸国，
在此之前，
受限于国情，以及一些历史、风俗影响，
在统计全国户口人数一事上，没办法做到像其他地方那样细致。
直到太平道的传播日益广泛，民众对之愈发追随信重，
泰西诸国才得以实现“编户齐民”的目标。
“无妨。”
“每个人的想法，本来就不会完全相同。”
“一个学派的思想，一旦得到壮大昌盛，那么从其中衍生出新的流派，也是早晚的事情。”
就像孔子一死，儒家当即八分。
墨子一去，墨家也跟着“一气化三清”。
天底下不会有全然一统而万世不改的思想。
世情会改变，
人心会改变，
学说自然也会跟着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