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莲司何以急盼见胡适呢？因为她晚年生活发生了急遽的变化。她已过古稀之龄了，她在抓紧时间整理韦莲司家族档案，交康奈尔大学档案馆保存的同时，计划出售现在拥有的那幢楼房，以便移居东加勒比海巴贝多岛度暮年。该岛只有430平方公里，当时是英国的殖民地，1966年独立，现已是加勒比地区最富裕的岛国。为此，她想把楼房所有单元先出租，自己住在由车房改建成的只有一间卧室的单元里，“试着同一个时间又做清洁工，又做油漆匠，又做搬屋工人，又做园丁，又做推销员，还得兼做经销商”；“我在外面的工作之一是在一个小儿麻痹症诊所帮忙”——义工。她的晚年生活既充实又辛苦，经济上也不太富裕。她要为自己最后归宿作计划，想在离开美国本土前，再晤一次心中唯一的人——胡适。机会终于来了，1960年9月，华盛顿。
9月，正不是个时候！纠缠胡适晚年的“雷震?《自由中国》”案正发生在这个时候。7月15日，西雅图“中美学术合作会议”结束，胡适东行到华盛顿，9月4日，参加“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会第49年度会议。这天，传来了台湾警方拘捕《自由中国》半月刊雷震等4人的消息。接着“副总统”陈诚去电胡适通告。胡适是在“台北发生的事让我非常不愉快”、“我的思绪有些不宁”、“目前我一筹莫展”的心绪中，于9月6日上午，与韦莲司、蒋梦麟等人在华盛顿共进早晨。要是再没有安排其他时间的话，这次聚首何其短暂！
这次晤面，实际上是韦莲司来向胡适辞行，因为她在9月1日已经盘出了她那座绮色佳的楼房；用可的松支撑身体，完成了韦氏家族档案整理移交工作。在储藏室里留下了少量家具后，便打点行李，准备孤身前往她所向往的英属巴贝多岛过冬去了。她已经告别了种下爱情、发展感情的绮色佳镇，这位75岁的老姑娘最后追踪到她心目中唯一男人身边，鼓足勇气，辞行——要是今世再也见不到他，那是诀别了！
她明确告诉胡适，此去是碧波荡漾中的一小丁点，加勒比海里的一个小岛巴贝多。都是风烛残年的人了，生离，无异死别。胡适尽管际此政治境遇尴尬，还决心亲自送行。由于资料缺乏，不知他到何地、何港口、何码头送行。胡适送行，可感动了这位多情的美国女性了——
你来送行是一个珍贵的礼物，我那怕化费不赀，言语是无法表达我的感激的……这幅人间关爱的图象将悬挂在我的记忆里，无论我到何处，都将带给我喜悦。
……你来送行的时候，实在太苍白了。我希望牙疾是使你疲惫的部分原因，而牙疾治好后，你会觉得好些。在获悉你的音信之前，我是无法放心的。
面对着浩瀚的海洋和无边的天际，看惊涛拍岸……不知道围绕着台湾的海水是否也如此碧绿中带着紫色……不久，你也将回到一个海岛上……（韦莲司，1960年10月10日巴贝多岛首府桥头镇）
这可能是韦莲司小姐给胡适的最后一封信。信寄往纽约，正好胡适原计划14日启程那天收到。因为西北航空公司驾驶员罢工，延误航班，胡适赶紧在寓所写了信，16日由纽约发去。信中特别说：“看到你用有力而且稳健的手所写出来的字让我非常高兴，这也是四十多年来我所看惯的。我相信，你我还有好多年的日子可以过呢！”
但是，不到半年，韦莲司收到胡适寄自台北台大医院一张明信片（1961年3月4日），仅歪歪斜斜一行英文——
Iammakingsatisfactoryprogress.Don'tworry.
（病情有进步，别担心。）
胡适在这年2月25日心脏病复发住进台大医院。住了356天，3月1日，输氧管拔掉，病情缓和下来了，之后能看《词选》及报纸，便立刻给远在加勒比海巴贝多岛上的韦莲司报平安。
身后
浪涛滚滚为何不歇？大海喘息为何呜咽？太平洋的黑潮终于带来了凶信：1962年2月24日，下午6时30分，胡适对他的院士同仁说着“大家再喝点酒”时突然倒下了……凶信像恶浪一样狠击了巴贝多岛上的韦莲司，但她苍老的心没有被击碎——
亲爱的胡夫人：
多年来，你一直生活在一棵大树的余荫之下；在你年轻的时候，也曾筑巢枝头……而今，这棵大树倒下了……我最珍惜的，是对你的友谊的追怀，和对这棵大树的仰慕……
1962年10月15日，胡适遗体归葬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门口对面的旧庄墓园。77岁的韦莲司小姐不能越海来参加葬礼，她委托胡祖望，在她这位相知五十年故友的墓前，献上“一个小小的不显眼”的花篮，花篮里有十束花，“每五朵分装成一束，也许可以用白色而芬芳的水仙，或类似的花朵”；此外，“我想捐一笔钱，做为你父亲文章英译和出版的费用。这件事不必说出去，就简单的汇入中研院作为这个用途的基金就行了。”（1962年10月1日，致胡祖望函）
捐赠出版基金事，尚在1959年时韦莲司就有了构想。她在当年12月11日祝贺胡适68岁生日的信中曾说“长久以来，一直有一件在我心中想告诉你的事”，“我有些不自量力，也有些犹豫，想帮你做一件事”，“我想为你重要著作的出版和英译尽些微薄的力量，比如，你早年所写那些具有启发，充满活力和创造力的作品，都是用中文写的”。她认为英译胡适这些著作，需要花钱，当时她预想自己会死在胡适之前，因此她“确定，在我身后，有笔款子专门用做这个目的”。“这笔款子也许不过几千块钱，但如果应用得当，可以用这笔款子做为开始，逐年递加，结果可以成为一笔可观的基金”。第二年，1960年7月9日，韦莲司在给胡适谈动迁巴贝多岛计划的信中，又一次提到“我稍早提到出版（你的著作）的计划，你的看法如何？”
韦莲司虽出生教授之家，但此时父母兄弟均亡故，自己也早已退休，仅靠有限房租维持清淡的晚年生计，这几千美元的“基金”，数目并不太大，但肯定是她一生的积蓄，份量可不轻，所以当年胡适在世时，也许不忍拂她好意，也许想的更远，因为这是一个庞大的计划，没有正面答复，“容我考虑过后，再写信给你”（1959年12月22日）。以后便回避了此事。如今他不言而走了。韦莲司念念不忘，觉得祭奠于他墓前，没有比这笔“基金”更现实更有人情味的了！
韦莲司还有一份更为厚重的“丧仪”，就是整理，无条件奉献了感情无价的胡适生前写给她所有的书信。
胡适早年留学期间（特别1915年、1916年）思想感情变迁的“真我真相”（胡适语）多留迹在他给韦莲司的百余件书信中，这是研究胡适的第一手珍贵资料。韦莲司出于对胡适的挚爱，悉心保存、保护了胡适给她的书信。这些信件基本上分两组：1、1914年——1918年，计60函；2、1923年——1945年，计信36函，明信片、电报若干。这些信函中，最早的一封是1914年11月2日写的；第二天即11月3日，胡适与韦莲司在月光下散步，韦讲印度“月中兔影”故事——那是个多么抒情的年华。最后一封是1961年4月23日，这是胡适因心脏病第二次住院，出院后暂住台北福州街26号台大学人住宅楼（进行病后观察休养）的第二天写的。看来韦莲司仍是他心中最重要的人。在当时，他对身边人说：“这次病好了，希望能在这捡来的十年中，做一些更实际的工作。”可见胡适对生的要求是强烈的，但天不遂人愿，只有10个月的时间，他匆匆走了。韦莲司清点、整理后，在邮寄原件之前，为保证安全，在巴贝多岛对上述信件全部进行了复印，俟（1964年）圣诞节邮局忙乱一阵过后，1965年1月初寄往台北江冬秀。
“除了我曾经作为这批信件的收信人以外，我这一生没有任何重要性。”韦莲司在寄出这批信件后，应江冬秀要求介绍自己生平时说：“我非常希望不要公开我的身份，我无非只是一个幸运的胡博士书信的接受者。”
这些都是上个世纪上半叶颇属陈旧的故事了，但想想“一个八十岁的老小姐，整理了伴着她度过了五十个年头的书信，而今她将这批书信寄给万里之外写信人的妻子。这里头有半世纪的深情，五十年的寂寞。多少悲、欢、聚、散，都伴随着信件的寄出而成为空寂！”（周质平语）
1965年以后，韦莲司孤独地面对加勒比海的“浩瀚的海洋和无边的天际，看惊涛拍岸”，空寂地又生活了6年，在和胡适归天的同个月里，走了（1971年2月2日）。
她一世善良，心地开阔，对己容忍，对人迁就。她享天年86岁。
初月曳轻云，笑隐寒林里。
不知好容光，已印清溪底。
（《月》）
夜闻雨敲窗，起视月如水。
万叶正乱飞、鸣飚落松蕊。
（《风》）
1916年上半年，为“诗国革命”，胡适与任叔永、梅光迪、杨杏佛笔战正鏖，被他们夹击得像“两个黄蝴蝶”中“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时，一天，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收到任叔永寄来的这两首小诗，要他猜猜是谁作的，并且骗道“是我作的”。胡适当然不会上当，回信说：“两诗妙绝……《风》诗吾三人（任杨及我）若用气力尚能为之，《月》诗绝非吾辈寻常蹊径……足下有此情思，无此聪明。杏佛有此聪明，无此细腻……以适之逻辑度之，此新诗人陈女士乎？”没有错，果是陈女士衡哲。一位在瓦萨女子学院就读的才貌俱出众的中国第一位女留学生，当时已是任叔永的女友。
陈衡哲，1893年出生于江苏常州府武进县的一个官宦人家，自幼受从政两广舅父的影响，游历广东，接受新思潮。18岁随舅母到上海，就读蔡元培创办的爱国女校。为抗父母包办婚姻，逃到乡下姑母家，得到支持。1914年她应考清华庚款第一批女子留美官费生，被录取，终于冲出封建婚姻牢笼，横渡太平洋后，来到距离绮色佳和纽约均只有数小时火车车程的普济布施村（poughkeepsic）瓦萨女子学院（VassarCollege），修西洋史。她给自己取了个美丽的英文名字Sophia，即中文的“莎菲”。
那时，美东任叔永、胡适等一群中国留学生将原来的《留美学生年报》接编为《季报》（1914年），举任为主编。这时任叔永收到了莎菲寄来的稿子《来因女士传》。接着莎菲参加了任叔永任社长的“中国科学社”（任叔永、胡适、赵元任、杨杏佛、胡达等均为第一批社员），并为该社的杂志《科学》写稿。所以留美男生中，任叔永最早结识了陈衡哲女士，并开始追求她。
就在胡适为倡导白话文，特别坚持白话可以做诗而被“逼上梁山”时，读到了陈衡哲这两首近乎白话，意境隽永的小诗，并且写下了那封扣击心门的信。这封信，任叔永交给她了。美东中国留学生群体中胡适这位才子如此看重她，怎么不令她倾心。于是乎自1916年10月起，两人白话书信、诗文来往，谐趣频繁，似乎同现在“网聊”那样，未曾谋面而互相仰慕——
所谓“先生”者，“密斯特”云也。
不称你“先生”，又称你什么。
不过若照了，名从主人理，
我亦不应该，勉强“先生”你。
但我亦不该，就呼你大名。
“还请寄信人，下次来信时，申明”要何称。
（陈衡哲）
先生好辩才，驳我使我有口不能开。
仔细想起来，呼牛呼马，阿毛阿狗，有何分别哉？
我戏言，本不该。
“下次写信”，请你不用再疑猜。
随便你称什么，我一一答应响如雷，决不再驳回。
（胡适）
才子才女就这样“白”来“白”往地以诗传情，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酝酿期，比之任叔永描写凯约嘉湖倾舟（陈衡哲也在其内）诗，酸溜溜地屡“掉书袋”，多么别开生面，新鲜活泼！但他们还未见过面。后来据胡适自己说：“（1917年）四月七日，与叔永去普济布施村访陈衡哲女士。吾于去年十月始与女士通信，五月以来，论文论学之书以及游戏酬答之片，盖不下四十余件，在不曾见面之朋友中，亦谓不常见者也。此次叔永邀余同往访女士，始得见之。”（《胡适日记》1917年4月11日追记）
这是胡适与陈衡哲在美国的第一次见面，也是唯一一次的会晤，但其精彩，可谓“神来之笔”！何也？5个月，男寄女40多封信，不就是每月10封？“论文论学”、“游戏酬答”，以及他没有讲到的等等。女寄男，虽然在日记中没有记载下来，不过在被同学乡友文字夹击烽火中，从那方“阵营”过来一位红颜知己，不是最大的精神安慰么？莎菲小姐进而还付出了具体行动。她创作了一篇白话短篇小说《一日》，寄给了胡适。胡适这时正执编《留美学生季报》，就在第一期上给于发表了。这篇文学作品，虽然在国内影响甚微，几乎被现代文学史忘却，但它必竟是现代文学探讨时期最先用白话文创作的现代小说，是胡适“文学革命”理论的诠释之一。以后，她恪守不成约的宗旨，“小雨点”地继续用白话文创作现代小说与诗文，虽然她已与任叔永结秦晋（1920年），但她以女性特有的关怀，注视着胡适在新文化运动的举动，仍执着于1917年的精神之约。
当胡适成为名人后，回顾往事时说话就较轻松了。1928年，陈衡哲的《小雨点》出版了，胡适为之作序说，这位莎菲女士虽不加入男士们的笔战，“但她对于我的主张的同情，给了我不少的安慰与鼓励”，“她是我的一个最早的同志”。
美国留学时代的胡适，才情拔萃虽不到招蜂惹蝶程度，却也颇受异性的追慕。在绮色佳，有教授之女、艺术家气质的狂狷的韦莲司；在普济布施村，有“诗国革命”的响应者才女莎菲；据说还有一位书信来往仅次于韦女士的笔友“瘦琴女士”（NellieB.Sergent）……还有，远隔重洋，藏在深山里的小脚村姑江冬秀。但是他没有别的选择。陈衡哲不是抗婚促成自己的官费留学吗？他俩惺惺相惜，何不圆满白话文学姻缘？不，唐德刚力作《胡适杂忆》序作者夏志清先生说得对，“中国大学生、留学生间，的确有‘朋友之友不可友’的传统。莎菲女士既为任叔永所发现，胡适又是任君的挚友，当然不便去追她。”任叔永（1886——1961），名鸿隽，出身小官宦之家。他原籍浙江吴兴县，祖辈因避太平军战乱，逃往四川，出生在垫江（现重庆市垫江县），父因捐粮得县衙典吏官职。他是清朝科举末考的第三名秀才，后考入重庆府中学堂，1907年赴上海就读中国公学，与胡适同班。1908年赴日本东京，就读东京工业学校应用化学科。1909年加入同盟会。1910年胡适赴美，途径日本横滨时，任曾到船上匆匆会见胡适，“扣舷短语难久留，惟有深情耿胸肊。”从此他俩结交，友谊深长。1912年，他与杨杏佛离开政权已移交袁世凯的民国政府，度洋留美，追随胡适，到了康奈尔大学。
任叔永可说是胡适的老大哥，革命党，莎菲小妹是老大哥介绍的，君子湖7适岂能夺人之爱！
何况老家已有道义婚约，慈母眼巴巴等他回去完婚。于是，本来同志加才情的1917年之春，就此掩卷了。5月22日，胡适考过博士论文口试后，六月初便匆匆回国，径往老家绩溪与江冬秀完婚去了。胡适与陈衡哲的感情故事似乎划上了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