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名的白话“八不主义”就见诸该文：
——一须言之有物。
——二不摹仿古人。
——三须讲求文法。
——四不作无病之呻吟。
——五务去烂调套语。
——六不用典。
——七不讲对仗。
——八不避俗字俗语。
《刍议》最后十分温和、十分谦虚地说：“上述八事，乃吾年来研思此一大问题之结果……谓之‘刍议’，犹云未定草也。伏惟国人同志有以匡纠是正之。”
这篇论文还刊登在胡适任总编辑的《留美学生季报》上。
胡适鉴于笔战的教训，小心谨慎起来，不敢正面提“文学革命”，而改用“文学改良”的称法。但是陈独秀不然。他不仅完全赞同胡适在《刍议》中改良“八不主义”，进而提出革命“三大主义”：
——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
——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
——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这是他在《文学革命论》中所说的。这篇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著名论文，是跟踪胡适《文学改良刍议》的观点，紧随发表在下一期《新青年》2卷6号上。陈独秀旗帜鲜明地直白——
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之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
打出“文学革命”大旗后，“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讨论之余地；必已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陈独秀语）。退路没有了，必得背水一战！胡适被逼上梁山。他感慨地说：“我们一年多的文学讨论的结果，得着了这样一个坚强的革命家做宣传者，做推行者，不久就成为一个有力的大运动了。”（《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
胡适在哥伦比亚大学度过完充满（笔战）硝烟，也最有成效的1916年和1917年新春。还有，他和异国女友、中国留学生才女的感情春秋。但是他并没有完全荒废自己的博士学业，1916年8月开始，撰写他的博士论文，至翌年4月底，历时9个月完成，中文题目是《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当然论文是用英文写的，英文题《AstudyofTheDevelopmentofLogicainAncientChina》，约9万字。
1917年5月22日，胡适参加博士学位最后考试。5月27日的日记中追记道——
五月二十二日，吾考过博士学位最后考试。主试者有六人：
ProfessorJohnDewey
ProfessorD，S，Miller
ProfessorW，P，Montague
ProfessorW，T，Bush
ProfessorFerderichHirth
Dr，W，F，Cooley
此次为口试，计时二时半。
吾之“初试”（按：即获得博士候选资格考试）在前年（按：应是1916年）十一月，凡笔试之六时（二日），口试三时。七年留学生活，于此作一结束。故记之。
杜威教授参加了主试，但6位哥大资深教授主试官中，只有汉学教授夏德先生懂汉文（胡适副修夏德汉学“丁龙讲座”，师生关系十分融洽），他们实在无法理解中国典籍的深邃，汉学上或许到不了胡适这位博士生论文的水平。但根据美国博士学位制度，博士论文答辩之后，须按主试官提出的意见进行修改定稿，尚须交100册副本备档，手续齐全后，才可以参加博士衔授予仪式。胡适当年没有时间等着戴博士帽，因为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早就相中了这位尚没谋面的“千里马”了。
蔡孑民先生已接北京总长（按：系“北大校长”之误）之任，力约弟为文科学长，弟荐足下以代，此时无人，弟暂充之。孑民先生盼足下早日归国，即不愿任学长，校中哲学、文学教授均乏上选，足下来此亦可担任。……他处有约者倘无深交，可不必应之。中国社会可与共事之人，实不易得。恃在神交颇契，故率直陈之。
陈独秀这封信，是他1916年1月13日正式就任北大文科学长后，立刻代表蔡元培校长写去给胡适的。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是1月1日。信写得如此诚挚、恳切、坦率，既便隔着浩瀚的太平洋，这两位“神交颇契”的朋友，也是灵犀相通了。
胡适欣然接受。5月22日考过博士论文答辩后仅一周，29日向恩师杜威辞行。6月9日离纽约，到绮色佳他的女友韦莲司家告别，留居5日（“见待如家人骨肉，犹难为别”）。然后取道尼亚加拉大瀑布、水牛城，过境加拿大（6月15日），自圣保罗乘火车（6月17日）西行洛机山一路读书，6月20日到达太平洋港口城市文苦瓦（温哥华）。21日登上“日本皇后号”轮船，坐二等舱，横渡太平洋。途中遇到列夫?托尔斯泰之子伊惹?托尔斯泰公爵，与60多位亡命归国的俄罗斯社会党人，听其演说。7月5日到达日本横滨港。适国内张勋拥宣统复辟，胡适认为“复辟之无成，固可断言”。因船期短，胡适没有去游东京，继续航行，7月7日，船到神户，行日本内海。8日到长崎。7月10日，“日本皇后号”轮顺利抵达中国上海——
二哥、节公、聪侄、汪孟邹、章洛声，皆在码头相待。二哥年四十一耳，而须发皆已花白，境遇之易老人也！聪侄十一年不见，今年十八而已如吾长。节公亦老态苍然，行步艰难……（《胡适日记?归国记》）
归心似箭。胡适在上海略作逗留，就转道芜湖，直奔绩溪上庄老家。母亲自接到儿子先后寄自上海（7月10日）、芜湖（7月16日）“安抵上海”、“即须归里”的信后，无日不倚门翘望。7月27日，离别11年（在上海求学时，因脚气病回家休养过）的儿子终于到家啦！
安顿之后，母亲对儿子说：“，你那年种下的一棵竹，现在已经成林一片了。你去菜园里看看吧？”
“妈，我没有种过竹，菜园里哪会有我种的竹林？”儿子疑惑起来。
“你去看看。”母亲把菜园门的钥匙交给儿子，还是动员他去。
儿子去了。
胡家的房子紧靠村子十字路口——此路一头进城，另一头可上山；到菜园去，则要走直的一条路，再转个弯才到。当儿子走了相当一段路，来到菜园时，吃惊地发现满园全是毛竹了。家里人为了在院内保留一点用于种菜地畦，还在里面砌了一道墙，但毛竹却沿向墙根长出来；进而向别人家的园子发展。儿子估计了下，菜园的毛竹有上千根。
回到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母亲在叙旧中谈起种竹的往事。“糜儿，你记得吗？你十二三水时，一天傍晚，路上碰到春富族叔，他用棒柱挑了一大捆竹子，因为沉重，反倒走得很快。你避路道旁，只听得‘先生，这根给你做烟管吧，’话刚落，你手中得到一杆竹子。你回到家，对我说，‘妈，我又不会吃烟，我把它种在花坛里吧。’”接着，母亲又告诉他，这根竹在花坛里发旺起来，容不下了，就让人移植到菜园里去。哦，儿子想起来了，确有这么一回事，但自13岁离家去上海6年，又去美国7年，眨眼13年过去了，没想到一根竹13年间繁殖成千根，旺满菜园了……
这个意味深长的故事，胡适晚年还萦绕于怀。一次在台北南港家里吃晚饭时，见到餐桌上有一盆“油焖笋”，立刻就联想到上庄老家的菜园竹林，对他的秘书胡颂平讲了那个“一根竹起一片竹林”的故事。
江冬秀（1890——1975），出身于绩溪邻县旌德江村书香世家。金鳌山下的江村，是皖南一个有名的文才辈出的富村、大村。村内一律十分气派的徽派建筑民居，家家户户无不有“三雕”（石雕、砖雕、木雕），牌坊、石狮、旗鼓随处可见。以前村里还有一书院、四庙宇、七祠堂。其文脉，至今流传着明朝天顺、弘治两代江汉、江文敏父子双进士，同朝为官的佳话，如今村中尚有“父子进士坊”牌楼，便是这一历史明证。近现代出了个江朝宗，曾任北洋政府提督九门步军统领、代理国务总理，后沦为汉奸，伪北平市长。江村还出了4个博士，即江绍铨、江绍原兄弟和江世文、江泽涵。江绍铨又名江亢虎，名噪一时的无政府主义者，因为“洪水猛兽”的言论，被他父亲开除出籍；江绍原，北京大学名教授，五四运动时火烧赵家楼的闯将。江泽涵是江东秀的嫡堂弟，我国拓扑学的倡导者、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即院士）、北京大学名教授。根据江村江氏世系辈行排列，“洪图绍世泽，丕显振家声”为次序，徽州人士考证认为，江泽民的曾祖父江图，为江村一位普通木工劳动者，于清咸丰年间避洪杨之乱流落到江苏江都县仙女镇，开设一家“振鑫记”木匠铺，以后一直未返原籍。其子江绍岳（石溪），擅长诗文，喜好丹青、音乐，参加扬州“冶春诗社（后社）”，悬壶于头桥（今属邗江县）、仙女镇，由于医术精湛，且常为贫苦病人施医施药，深受公众称道。后受聘南通大达内河轮船公司，任协理，遂迁居扬州，于1933年病逝该城。绍岳有七个子女，因家贫，仅存长子世俊（冠千）、六子世侯（上青）、七子世伯（树峰）。江上青有三子女：江泽民、江泽玲、江泽慧。
江冬秀的曾祖属“图”字辈，名图烺。图烺有九子，老七绍理有二子：世贤、世才。世贤是江东秀的父亲，“布政司经历，加二级”，37岁病故；世才是江泽涵的父亲。
江冬秀（端秀）的父亲和哥哥江泽生（耘圃）都是“瘾君子”，不事生产，把好好一份家业消耗掉了，总算还保留着一座厅堂宽敞的通转楼，不过有些破败而无力维修了。冬秀的母亲吕贤音出身（旌德）庙首官宦世家，其祖父吕朝瑞是一科一甲探花。其父（也就是冬秀的外公）吕佩芬，进士出身，任翰林院编修，光绪末年，曾筹划安徽铁路有限公司，开筑了一段皖南铁路，化下了很多心血。她的外公本家吕凤岐、吕碧城父女文才名传一时，尤其是碧城女士一代巾帼，秋瑾好友，女权运动先驱，慈善家，为废屠动物，奔走国际论坛……传统的世家名门、杰出人物的熏陶，使自幼就缠了小脚的江冬秀在待人处世作风上倒是恢宏大度，不乏大家风范。
因为5岁时就失去了父亲，缺乏学业监督，江冬秀仅在本村书塾读了二三年，识得的字大多数还给了老师。她的老师胡鉴祥，绩溪上庄人，胡适的族叔。冬秀童少年的不少时间，是在叔父世才家度过的，那里有她的三位堂姐妹作伴。江世才经商致富，新造的两幢通转楼连成一片，颇有规模。江冬秀比她的嫡堂弟江泽涵大12岁。江泽涵回忆当时情况说：“我出生时，我们还生活在以祖母为家长、近十口人的大家庭中；次年才分成两家分炊，但仍同住在原处十多年。故我从婴孩时代起，就得冬秀的照料和爱护。”
胡适与江冬秀联姻事，纯粹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式的封建包办婚姻。故事还得从一次庙会讲起。当时，绩溪乡下盛行“喜会”（又名“火把会”），每逢闰年，为纪念南霁云、雷万春抗敌有功，必要举行“喜会”，游龙灯、玩花灯、放焰火、演徽戏……喜会举办地，四乡村民汇拢，家家户户亲友盈门，非常热闹。胡适十二三岁那年，适逢轮到七都（旺川）乡举办，胡适的外公冯振爽（金灶）家（新屋已在胡铁花资助下建成）顿时招来了不少人，其中有邻县江村的吕贤音（菊花），冯顺弟偕胡适也来了。江家与胡家本有表亲关系，两位姐妹自然一见如故了。“菊花嫂看见胡适这孩子聪明活泼，相貌端正，很想将其女江冬秀许之，并将此事告诉曹诚钧（胡适舅母的兄弟），由曹诚钧作伐……”同时，吕氏还托冬秀的塾师、胡适的族叔胡鉴祥去说媒。看来江家是很主动的，冬秀相貌平平，短腿。小脚，眼有翳子，但江家比起胡家来，经济上算是优裕了。
两个媒人来撮合，江家门第又比胡家高，冯氏是愿意接受这门亲事的，但担心冬秀这头老虎（属虎，光绪十六年十一月初八日生）会克儿子这只兔子（光绪十七年十一月十七日生），于是只好像她嫁铁花那样，请瞎子算命先生排“八字”。胡适的“八字”是：
辛卯庚子丁丑丁末
胡适的这个“八字”显然是又硬又贵的（后来被收录在一本叫《人鉴》的算命书中，并且被算命先生用来做“八字”的广告）。算命先生神乎其神地把两个“八字”推算了一番，决断为女方命里带宜男，与男方生肖很合，不冲不克，且女方大一岁也无碍，云云尔尔。冯氏松了一口气，不过还是不大放心，又将写有冬秀“八字”的红纸折叠好，与其他几家来说亲姑娘的“八字”一起放进一个竹筒里，虔诚地供在灶神面前，谁也不得去惊动它。过了一段时间，家中平安无事，也没有一点不祥之兆，于是冯氏在灶山燃烛焚香，拜了灶神爷，取下竹筒，使劲地摇了又摇，然后用筷子夹出一个（折好的）“八字”来。拆开，摊平，一看正是冬秀的。啊，这真是可谓天赐良缘！于是，“只有十四岁的胡适与十五岁的江冬秀的终身大事，就这样在家母之命、媒妁之言、算命先生的瞎凑合和灶神爷的保佑之下，定了下来”。是时，1904年1月。
订婚后的一个月，胡适走出皖南大山，到上海求学去了。从此，他远离家乡，融入中国时代与文化，建立自己的体系，拥有无数师长、知友与学生，而自己的未婚妻一直到14年后，就是1917年12月30日结婚那时刻才第一次睹面。
十四个春花秋月轮回，是何等漫长的岁月，而且中间还起了个坎。1907年5月，在上海中国公学读书的胡适，像他老子当年那样，脚气病复发了（早一年冬已发了一次，在南市瑞馨泰茶叶店里养病），请假回家，养病两个多月。胡母冯氏乘机向儿子提起结婚事，16岁的胡适心不在焉地说句“承认早一二年”。冯氏与吕氏都理解成“过一二年”办喜事，于是到了第二年1908年秋，江家为冬秀置办嫁妆；冯氏在10年前造的新楼中（即现“胡适故居”）选定儿子、媳妇的新房，开始布置起来；两家连黄道吉日也选定了，还买了一批百子炮仗……冯氏去信上海，唤胡适回家完婚，结果被儿子“斩钉截铁的阻止了这件事”。胡适借大骂那个算命的“瞎畜生拣此日子”（办喜事），引出“儿既极狠此事”的心里话，巧妙地劝阻自己敬爱的母亲“大人又何必因此极可杀、极可烹，鸡狗不如之愚人蠢虫瞎子之一言”，“强迫大人所生所爱之儿子”？就这样，1908年双方父母策划完婚喜事，因为胡适萌芽式反对封建包办婚姻主张而搁置了起来。当然还有两重严酷的现实因素，也客观上终止了这次“完婚”之举，即胡适面临上海学业中断（中国公学学潮，转入中国新公学）无法回乡结婚；家庭经济濒临破产，二哥绍之在沪、汉中兴家业，不能因弟婚礼返乡而中断。冯氏是深明大义的，终于理解儿子了。
1908年8月，胡适在他任编辑的《竞业旬报》上，以“铁儿”的笔名发表《婚姻篇》文章，说“中国男女的终身，一误于父母之初心，二误于媒妁，三误于算命先生，四误于土偶木头，便把中国四万万的人，合成了许许多多的怨偶。”这无疑是他订婚现实的写照，但基于他对母亲的孝心和根深蒂固的程朱理学封建伦理观，胡适最终还是跳不出这场包办婚姻的窠臼，诚如他在那封给母亲的长信中所言，“男此次辞婚，并非故意忤逆，实在男断不敢不娶妻，以慰大人之期望。即儿将来得有机会可以出洋，亦断不敢背吾母私出外洋，不来归娶……若大人因儿此举而伤心致疾，或积郁成病，则儿万死不足以蔽其辜矣。大人须知儿万不敢忘吾母也。”
果然，1910年胡适考取第二期“庚款”留学美国官费生，在大洋彼岸一呆就是7年，而且经历两次心心相印的精神恋爱（一度还心猿意马），度过危机，“只恨我十年作客，∕归来迟暮，∕到如今，∕待双双登堂拜母。”胡适终于按父母之名归来完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