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故土家族探秘 第11节

叁毛星挠民国八年已未夏月

日立可见,韶麓桥是由七个集体和八名个人捐款集资修建的,一共集资银洋104块。其中毛顺生捐银洋4块,居个人捐款数的第3位。据当地老人回忆,4块银洋当时已经是一笔为数不小的数字了。显然,这与毛顺生“从不给孩子一文钱”之举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据老人回忆,毛顺生还参加过修桥铺路的义务劳动。尽管无从考证当时修桥耗资的具体数目,但集资捐款是肯定无疑的。既然有集资的真实性,那么就有“集劳”的可能性。“韶麓桥”很可能就是通过“有钱的出钱,无钱的出力”的办法修成的。不难看出,这种办法实施的结果必然是出钱的不一定出力,出力的就不一定出钱。而年届半百、身体很可能已经患病的毛顺生,既出钱又出力,真是老当益壮,尽心尽力了。

而同样是一个毛顺生,为了自家过日子,在下雨天里,当毛泽东没有抢收自家的谷子,而帮邻居毛四阿婆抢收时,毛顺生便对着儿子火冒三丈,连声训斥;堂弟毛菊生为生活所迫,典卖七亩水田,毛顺生却没帮他,反把七亩田乘机买了过来……这些,与他热心于公益事业看来是相悖的,这也许是

旧中国农民身上并存着的两个方面。毛氏《族谱》中有一条文:“多行善事把钱捐,名声永传,富贵远传”。这也许是毛顺生热心公益事业的理论动机。

四、教子严,爱子深。既舍得花钱送儿子上学,

又先后为他们一个个娶上了媳妇那是1902年初的一天,也就是毛泽东发蒙读书的头一天,毛顺生送8岁的儿子毛泽东到南岸私塾,一见邹春培先生头一句就说:“石三,快给邹先生磕头呀!”毛泽东应声磕了3个头。邹先生彬彬有礼地回敬:“快快起身,令郎仪表不凡,礼节周全,有朝一日说不定会名登高科,光宗耀祖的,到了那个时候,你这位老太爷自然会有享受不尽的荣华富贵和皇上恩泽呐!”毛顺生直言不讳地说:“咳!我这个作田的人才不稀罕什么功名利禄呢。我们作田人家的子弟只要算得几笔数,写得几句话就要得了!

邹先生,拜托嘞!”毛泽东8岁至13岁就读于当地私塾,尔后辍学在家,充当了父亲的得力助手,他白天下地劳动。晚上看书、记帐,为了算得快,毛顺生经常教儿子打算盘。浩月当空的晚上,在上屋场故居的横屋里不时传出“的的答答”的算盘响声,这便是毛顺生在教毛泽东用双手打算盘。

毛顺生用双手熟练地打了一会儿之后就说:“三伢子,用两只手打算盘是难得做到的事。但是,只要心静、脑灵、手快,也是可以学会的。来!试试看!”于是毛泽东接过算盘,按照父亲的指点打了起来,过了一阵子,左手自然而然地不动了。毛顺生见状,先是推了一下儿子的左手,然后质问道:“哪个叫你一只手打的呀!”“爹!用两只手打我不习惯。”

听了儿子的解释,毛顺生严肃他说:“不习惯也要打习惯,万贯家财不如薄技在身!石三!你要好好地学点当家理财的本事啊!不然的话,等到我眼睛一闭,哪个来管这份家当?”不难看出,这位合格的父亲并不希望自己的儿子成为一个名登高科,高官厚禄,光宗耀祖之类的大人物,而只是希望自己的儿子成为“恭敬祖宗,孝养父母,勤劳本业,发财至上”的孝子贤孙罢了。教子严,爱子深。毛顺生对待子女一方面是生活上只以粗茶淡饭而供之,而不给鸡蛋吃,不给零钱花;

另一方面在学业上只准“苦读正经书”,不准猎及“野史邪说”;在事业上要继传家业,专心致志,不要当“闲游放荡”的“不孝”之徒。为了早继香火,传家继世,在儿子们才十几岁时,毛顺生就先后为他们操办了婚事。

在婚事上,当然是媒妁之言,甚至指腹为婚。1909年,先为老大毛泽东娶妻罗氏。罗氏生于1889年10月20日,比毛泽东大四岁。1907年嫁到毛家的时候,正值毛家人财兴旺,家业发展的时期。

她在毛家协助婆母文氏干些针线缝补、浆洗茶饭之类的家务活计,直到1910年2月11日病逝。毛泽东一直不承认这门由父母一手包办的婚事。后来他说:“我十四岁的时候,父母给我娶了一个十八岁的女子。

可是我从来没有和她一起生活过——后来也没有。我并不认为她是我的妻子”;4年以后,即1913年,毛顺生又为次子毛泽民娶王淑兰为妻。王淑兰生于1896年2月5日,婚后生有3男2女,除女儿毛远志长大成人之外,其余均已早亡。王淑兰既是一位勤俭持家,贤惠能干的农家妇女,又是一位热爱党、热心革命事业的女中豪杰。她在大哥毛泽东的教育下,1921年参加革命,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被敌人推入铁窗牢笼,出狱后坚持党的地下斗争直到全国解放。1964年7月6日病逝。值得一提的是,王淑兰与毛泽民虽属包办婚姻,但他俩感情很好,只是战争年代中断联系后毛泽民才再婚的。三子毛泽覃娶赵先桂为妻,虽然是在文氏、毛顺生去世以后的事,但是他俩的婚事却是毛顺生

和赵蕊香指腹为婚的。上文提到的“吉春堂”的商号老板赵蕊香就是赵先桂的父亲。他与毛顺生不仅有生意业务来往,而且又有亲戚关系。因为赵蕊香的姐姐即赵先桂的姑妈嫁给毛顺生的妻兄文玉瑞(行七)为妻,赵蕊香的姐夫就是毛顺生的七表兄,其姐即毛顺生的七表嫂,因而他俩的关系密切,感情很好。所以毛泽覃、赵先桂还在母腹躁动的时候,就由毛顺主和赵蕊香指腹为婚了。赵先桂1905年9月8日出生,1924年与毛泽覃成婚。婚后不久,党指派她(1923年入党)到苏联学习。1927年9月学成回国后,毛泽覃已与周文楠结婚。

于是,赵先桂先后改姓刘、姓李,辗转湖南、武汉、上海、天津、济南等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31年与山东省委宣传部长裴光结婚。1932年7月壮烈牺牲。

毛顺生虽严苛、精细,但生活中时时表现出对儿子的舔犊之情。

在毛泽东8岁那年的一天,毛顺生手提竹篮,肩挎搭裢袋子,赶着两头猪从外面回来。还在塘边上的时候,毛泽东、毛泽民兄弟俩就随着“石三!石三”的亲切呼唤声从屋里向毛顺生迎面跑来。毛顺生就不断提醒道:“三伢子、四伢子,慢点跑!别摔倒了!”大概是因为哥哥比弟弟大了三岁而跑得快些,所以还是毛泽东先跑到了父亲面前。

毛泽东鞠了一个躬之后,接着亲热地问道:“爹,您回来了!”毛顺生一边抚摸着儿子的脑袋,一边蹲下去翻开篮子:“三伢子,你猜爹给你买了什么好东西?”毛泽东顽皮地爬在毛顺生背上,搂着脖子,居高临下地看着父亲从篮子里取出了笔、墨和一本《三字经》。当交给毛泽东的时候,毛泽东便蹦蹦跳跳拉长声音说:“噢!……我要读书了!我要读书了!”

毛顺生一时只顾和毛泽东打招呼说话而忽略了站在身旁的毛泽民。于是,毛泽民一边扯着毛顺生的衣角,一边亲呢地喊道:“爹!爹呀!”“哎呀!差点忘记了我的四伢子!”毛顺生说着,便把毛泽民高高举过头,让他骑在自己的脖子上,心里乐滋滋地往家里走去。时过不久,毛顺生又带上腊肉、鸡蛋和4吊钱等礼物把毛泽东送进了南岸私塾,并用拜托的口吻对老师说:“邹先生,尽管给我严些管。”

有一次,由于毛泽东不满于父亲和老师的打与骂,竟赌气独自出走,3天之后才被家人找到领回来。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晚,火光点点。毛顺生背着毛泽东在山沟里一步一步地走着。一边走,一边心痛地问:“你在外边走了3天3晚,累了、饿了!身上还冷不冷呐?”说着便脱下身上的衣服披在儿子的身上后,才又重新背起儿子继续行进。

还有一次,是在1910年的一个早晨,毛泽东即将离开韶山告别父母大人到湘乡求学。上屋场的毛家在忙碌了一阵之后,父子告别的时候终于来到了。

送行的除了毛顺生之外,还有母亲毛文氏、弟弟毛泽民、毛泽覃,老师毛麓钟、李漱清以及其他父老乡亲。临行之前,双眼红红的毛文氏一遍又一遍地嘱咐道:“三伢子!装好了的辣椒带上了没有?你是头一回出远门,在外面莫吃冷的,莫喝凉的,要注意加衣服!莫冻着了,到了学校就写信回噢!”这时候毛顺生也深情地接过话头:“石三,你在外面要吃饱饭啰!钱用完了给我来信就是,我会搭来的。”

这时候毛泽东的视线由母亲的脸上慢慢地移到了父亲的身上,脸上。然后,依依不舍地话别道:“爹、娘、先生,我走了。”于是转过身去,朝着远去的方向,与替哥哥挑行李的毛泽民并肩而行。毛顺生跟在其后,望着儿子那高高的个头,长长的发辫,在沉思着。走着走着,毛泽民突然拉了一下毛泽东并悄悄地说:“哥哥,爹哭了!”毛泽东慢慢转过身去,果见在爹的那张严峻的脸上,不时淌着滴滴泪水,毛泽东的眼

眶也自然跟着湿润了。于是,他突然跑回来,扑通一声跪在父亲面前,接着磕了三个头……

1919年农历十二月初一(1920年1月23日),在妻子文氏过世3个半月之后,毛顺生因伤寒病去世于宅所,时年50岁。毛泽东当时正在北京组织驱逐军阀张敬尧的斗争,毛泽覃也没能来送终,只毛泽民守在身旁。

第五章母亲:心地善良,恪守妇道的信佛女

一、13岁到毛家,冷清、孤独的日子过了许久,许久……

与父亲毛顺生不同的是,母亲文氏是一位心地善良,性情温和,勤俭持家,慷慨厚道的女性。

文氏于清同治六年正月初八(1867年2月12日)在湘乡唐家圫一户殷实的农家里降生。唐家圫今名棠佳阁,与韶山仅一山之隔,相距十余华里。文氏之祖父文作霖是个勤劳俭朴的庄稼汉,27岁那年去世时,留下了老父、妻子和三个儿子。长子文绵芳10岁,次子文绵薰3岁,三子文绵姜才10个月。一家人在其妻贺氏的操持下,居然使日子慢慢好了起来。

文绵薰、字芝仪,系文作霖次子,文氏父亲,生于1821年,卒于1888年。婚后生有子、女各三,长子文玉瑞(1853年—1921年)排行第七,配赵氏;

次子文玉钦(1859年—1929年)排行第八;三子文玉材(夭亡)。长女适钟,次女适王,三女适毛,即韶山冲的毛顺生。因为她在同辈姊妹中排行第七(旧社会男女不混排,婚不入“谱”)所以人们称之为“七妹”,即文七妹(1936年毛泽东与斯诺谈话时根据字音误译为“文其美”)。显然“文七妹”不是她的正式名字,而是时下一个女孩子的乳名或者爱称罢了。

因为旧社会的女性,特别是乡村女性,一般是没有正式名字的,对外称呼只曰“×氏”或“××氏”,所以文氏是她的对外称呼,出嫁到毛家之后的称呼则为“毛文氏”了。在重男轻女,男尊女卑思想的网络下,文氏虽然被其父母家人看得娇惯,但是娇而不重。因此,没有让她上学念书,也没有让她外出干活,而只是让她在母亲身边学纺织,做针线,在炉堂灶屋实践操作家务之本事。田间、外边的活儿自然是大人及哥姐们干的行当了。13个年头过去了,文七妹长大了,长高了,长成了身材苗条,清秀端庄,唇红齿白,圆脸宽额,眉目聪慧的少女了,就在文氏13岁的那年,她跨进了毛家的大门,开始了她的童养媳生活。

那是一个难忘的早上。经过一番收拾之后,懂事的文氏,身不由己地跟在父亲的后面,含着眼泪恋恋不舍地告别了母亲,告别了朝夕相处的兄弟姊妹们,告别了生她、养她的唐家圫的山山水水,而来到了婆家东茅塘。初到东茅塘毛家的那些日子里,除了思念故旧时感到亲切之外,其他一切都是陌生的:古木修竹簇拥下的唐家圫那栋瓦屋没有了,屋前塘中那片亭亭玉立的荷花不见了,地势开阔的平地、贯穿南北那条行道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高山峻岭,紧锁着的狭长谷地,漫山遍野的深山老林,弯弯曲曲的山道,稀稀落落的住户和这栋千穿百孔的茅屋。

娘家,四代同堂,全家老少20余口,欢声笑语,亲切无比。左右邻舍同龄姊妹青梅竹马,好不和乐。而婆家的祖父、祖母、父、母双亲,由于家境贫寒,整天愁眉不展,至于那位年仅10岁的男童毛顺生,由于男女之别和性格的差异,更是寡言少语。就连说话口音也不大一样。在毛家,还要做比家里更多的事,干比家里更重的活。这一切使她感到冷清、寂寞和孤独,远方传来的庙堂钟声,更加重了这种落寞寂寥的氛围。于是,文氏常常哭哭啼啼,吵着要回娘家。有时,父亲偶然来了更是缠着不放,结果只能是无济于事罢了。这种冷清孤独的生活过了好久、好久,才慢慢适应下来,才习以为常。

二、连续夭折了两个男婴之后,文氏开始信佛。

毛泽东还在襁褓里,就特意让他拜了个石头干娘

文氏生于那样的家庭,又身处这样的环境,从而促使了她特有品性的形成,她很自然地想寻找某种灵魂的慰籍和寄托。

前面已经提及文氏与毛顺生是1885年在东茅塘正式“圆房”成婚的。就是说经过了选择吉日、迎亲、办席、回门、做酒的完婚程序,从而获得亲人眷属、社会的认可。在完婚的过程中,男方要馈送钱物,女方要打发嫁妆。据老人们回忆,现“故居”父母卧室里陈列的大衣柜、抽屉桌就是当年文氏的嫁妆,是在分家时从东茅塘搬来的。

当毛顺生与文氏结婚的时候,新郎年仅15岁,新娘也不过18岁,真可谓早婚了。对文氏来说,她终于从冷清寂寞中解放出来了。因为她有了一个由自己和丈夫构成的温馨的家,有了一片属于自己的精神领地。因此,她开始暗自感到喜悦和宽慰。

更值得宽慰的是过了些年头,第一个男婴终于降生了。然而,时过不久,却又匆匆离去。文氏又由喜生悲,愁肠万断,大约又过了一二载之后,第二个男婴又降生了。而万万没有想到他又在襁褓中夭亡了!接连两次,文氏这颗纯洁善良的心灵受到简直使她难以承受的创伤。于是,整天在叹息和失望中生活。她想起了孩儿时代听到长辈们讲过的信仰佛祖和菩萨,可以摆脱痛苦的话语,想起了跟随祖母、母亲到佛教殿堂“白莲庙”拜佛供香的往事,看到“慈悦庵”出出进进的善男信女。联想到自己的痛苦遭遇,使她坚信只有佛祖才能解除她的痛苦,保佑她儿子福大命大。这以后,她成了佛祖一名虔诚的信女。这也是她与丈夫毛顺生最大的一个分歧点。

佛教起源于印度,自汉代传入我国至今已有整整2000年的历史了。至于何时传入韶山,目前尚未考证。但是,可以肯定是在很早以前就已经传入了韶山。这里有两个方面的事实存在,一是佛堂庙宇星罗棋布。光韶山冲一带就有韶峰庵、仙女庵、慈悦庵、石洞庵、灵官庙、清溪寺、团山寺等10余处佛教活动场地。一位曾经在湘军从戎并参加过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韶山人毛兰芳,晚年就隐居子韶峰山顶上的“韶峰庵”中,他终日浪迹林中,吟诗作画,吃斋奉佛,以示对他壮年所创下的“业绩”之忏悔;二是佛教传说早已有之。据传,在唐朝时代就有韶氏三女修身于此。人们常常透过云雾看见她们攀援在悬崖绝壁之上,后来升天而去。后人修“仙女庵”以祀之,如今庵堂旧址依旧留于山中。显然,文氏来到韶山冲之前,佛教盛行已久,这就为文氏信仰佛教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关于文氏信仰佛一事,毛泽东有如下一段史话:“我父亲毛顺生早年和中年都不信神,可是我母亲信佛却很虔诚。她向自己的孩子灌输宗教信仰,我们都因为父亲不信佛而感到伤心。我九岁的时候,曾经同母亲认真地讨论过我父亲不信佛的问题。从那以后,我们好几次想把他转变过来,可是没有成功。他只是骂我们,在他的进攻之下,我们只好退让,另想办法。但他总是不愿意和神佛打交道。”

文氏在佛事上有三个特点:

一是自己信仰,百般虔诚。在文氏看来,两个男婴之所以夭折,是没有至真至诚地信仰佛祖所致。当他身怀第三胎之后,便回到了唐家圫娘家居住休养,因为文家的生活条件好于毛家。直到分娩前,文氏才返回毛家。文氏顺利地生下毛泽东后,见婴儿白胖福态,更加确信产前做的那个梦是佛祖给

的预兆。毛泽民、毛泽覃降生问世的时候,外婆家都来人庆贺料理,料理毛泽覃的是文运昌之妻杨氏,据说是文七妹指名“点将”要她来的。

杨氏精明能干,她除了为婴儿洗澡换衣,洗刷尿布之外,还为毛泽东、毛泽民做“猫头娃娃鞋”。杨氏回家的那天,文七妹打发了两件夏布上衣给她,以表达对她精心料理的感激之情。毛泽东满月之后,文氏抱着毛泽东回到了湘乡四都外婆家。以为外婆家儿女众多福气大,可托其福、沾其光,使儿子容易养活成人。外婆自然把小外孙看得十分贵重,认为给孩子取乳名都要取最平常,最普通的,如“牛伢子”、“羊伢子”、“狗伢子”之类最卑贱的动物名,这样孩子才好养。

同时还要寄拜干爹和干娘。于是,将毛泽东寄拜其七舅文玉瑞为干爹,文玉瑞便把他与自己子侄并列排行,舅母亦自然将其视若亲生。在距离唐家圫约一公里远的龙潭圫山脚下,有一块拔地而起的天然巨石,石高两丈八,宽一丈余。石后,有一股终年不涸,长流不断的泉水从山洞中潺潺流出。据传说,曾有一条作恶多端的妖龙卧于洞中。龙出洞,水变浑,洪水涨,淹良田……为了使妖龙“安分守己”,不兴风作浪,危害良民百姓,人们除了每年杀猪宰羊供祭之外,还在石头上修建庙宇立“杨四将军”,以镇妖孽,人们称之为“石观音”从此,远近的善男信女纷纷前往敬香朝拜。

深信“八字”和命运的毛泽东之外婆、母亲,自然看中了这块“神石”,毅然决定让毛泽东拜其为干娘。有一天,贺氏、文氏母女俩,一个怀抱毛泽东,一个带上写有毛泽东的名字及出生年月日的纸钱以及香烛、鞭炮、酒肴之类的祭品来到“神石”跟前,她们又是进香供酒,又是作揖叩拜,扶着襁褓中的毛泽东跪拜“神石”为干娘,以保佑吉祥平安。因为毛泽东排行第三,故名之曰:“石三”。

此后,一直到毛泽东离开韶山之前,都管叫“石三伢子”,而不叫他毛泽东。毛泽东由于喜欢石头坚硬的性格,自然喜欢“石三伢子”这个乳名。1923年9月,他在写给在广州国民党总部工作的共产党员林伯渠、彭素民的信中特意指出:“此信托人带汉寄上,因检查极厉害,来信请写交毛石三,莫写毛泽东。”此外,还曾以“石三”为名发表文章。

1927年9月20日,毛泽东在湖南浏阳文家市的工农革命军誓师大会上,就曾经把工农革命军比做一块小石头,把蒋介石庞大的军队比作一口大水缸,并且满怀信心地说,我们人民军队这块小石头,将来一定能够砸碎国民党反动派的那口大水缸。

1951年2月的一天,彭大将军从抗美援朝前线回来向毛泽东主席汇报工作时,毛泽东饶有风趣地说:“你的名字叫石穿,我的乳名叫石三伢子,我们同是两块石头。”彭德怀同志觉得自己不能同主席平起平坐,相提并论,于是谦虚地说:“主席是块宝石,我彭德怀不过是块顽石罢了。”

毛泽东接过话头强调指出:“我也是一块石头嘛,我们两块石头,一块扔向杜鲁门,一块扔向麦克阿瑟。”1959年6月26日,毛泽东在韶山宾馆松山餐厅与当地父老乡亲共进晚餐的时候,还诙谐地谈及他的石头干娘:“今天,各位都到齐了,只有我的石头干娘还有来,是不是还等一等……”为了寄拜“石头干娘”,文氏还按时论节祭“神石”和天地,敬祖宗,登庙堂从不误时,从来未隔断,真可谓是信佛一生,虔诚一世的神佛信徒。二是教子信佛,孜孜不倦。文氏向其子毛泽东“灌输宗教信仰”主要包括言传和身教。还在毛泽东发蒙读书之前,也就是1901年正月初的一天上午,文氏把毛泽东带到“石头干娘”的跟前之后,文氏自己立刻双手合十举

香作揖,8岁的儿子站立在旁边,看着母亲的一举一动,“三伢子,还不快给石观音磕头呀!”文氏见毛泽东无动于衷,便拉了一下他的手催促道:“快点,跪下!”说着自己又磕了三个头。磕完头见毛泽东依然站着来动,文氏焦急地问道:“石三,你怎么还不跪下给石观音磕头呢?”“我不给石头磕头,我只给爹爹和娘磕头!”

这时文氏边擦眼泪,边难过地说,“唉,你真是个伢子,一点也不了解做娘的心事。你是老三,你前面的两个哥哥都早死了。娘怕你有个三长两短才把你寄拜给石头干娘的。不久你就要上学读书去了,今天来祈求她老人家保佑你平安无事,可你就是……”接着自己又念念有词道:“大慈大悲的石观音,我儿石三明天就要进学堂,祈求您老人家保佑他成就学业,无病无灾。”“娘!莫哭了,我听你的话。”毛泽东说完就跪下向“石观音”磕了三个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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