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和事 第29节

很快又见面,我说:你连杂志名都定好了,真要干起来的样子?话没说完,他说:“刻好了,你看行不行?”他递过来一张纸片,上面拓了“书谱”两个字。原来他一回去就找这两个字,“谱”字找不到,他就找偏旁拼合,自己在一方砚石后面刻,拓了出来,就是这张纸片。

字刻得不大,大致如原碑字的大小。那时还没有可以放大缩小的影印机,我带回家,用我的“禄来可得”相机拍了照片,再放大看看,很好,后来就采用做《书谱》的标准字,版权页上有“李将分刻”字样。现在我手头仍保存有最初晒出来的照片。

我开始为他的认真与投入感动,看看他,还是那么一副沉默、淡然的神情,但实际上这些天来他是执拗地、全速地在投入工作了。这本杂志一定是办得成的了。

接着他给我更大的惊异。他说:“地方租好了,就在你上班的报社不远,方便你来。”停顿了一下,又讷讷地接下去说:“你来帮我。”

他说得很慢,很清楚,仿佛在提出请求,但又是一个不容反对的决定。

我一时回答不来。我正以为这些天发了许多高论,现在是收敛的时候了,以第三者的心情来争着看一份新杂志的诞生了。没想到他直接要拉我一起做。而且提出的方式和时间都特别,他先把我当做一定能参加他的工作,又体谅我一定不可能放下原有的工作,那么就找个地方近我的工作地点,希望我能够多少兼顾。这是体谅,也是硬来。他已经替我想了那么多,我又怎样拒绝?简直是一个岂有此理的决定!

那时刻我脑子里转动着的无非是一大堆庸夫俗子的考虑。这是一份高薪工作吗?绝不会是;工作有长期保障吗?不保险;我还有能力来兼这份差事吗?很艰难(那时我的收入不高而家庭负担重,工余还尽量写些杂七杂八的稿件以谋稿费,实际上正心力交瘁);能够舍弃原有的工作吗?不可能;这份杂志值得办吗?值得(想到可以在当时荒芜枯槁的文化土地上试植一株小花小草,觉得还真有点意思);我本身对书法艺术有兴趣吗?倒是有的……

好吧,我回答,我只能抽出很少的时间,在一旁尽点力。你不要把我当成一个正式的工作人员。

他说,就这样。我想也就只能这样。

这时我竟然觉察,这段日子里,其实他那一股热诚,那一股对工作的执著,其实已经在带动着我了。

我减少了一些稿件的写作,挪出一些时间。现在与他讨论事情,不再能像早段时间那样想到就说了,得多想想做起来的后果了。

他告诉我,黄丰洲先生答应支持他一笔款子,作为开办。这是他能够租下办公地方的原因,而且他自己决定离开黄丰洲先生的公司,全身心都投入书谱社的工作。

这位老板真难得!我想。五六十年代时,有许多华侨是很热心支持文化事业的。黄先生又是一位。后来,我有机会见过黄丰洲先生一面,可惜没有长谈。

这以后是一段忙碌的筹备时间,既然租了地方,除了出版杂志,还准备出版丛帖,总得有最低限度的人手。我们组成的班子十分简单,部分像我一样是兼职,麻雀小,五脏全。李兄是社长,其他的人,暂时不必有什么职衔。大家见什么做什么,与现代管理职权分明的观念大异其趣。不开会,实际的会是在茶楼饮午茶,大家你一句我一句,把要说的都说了。不成熟的意见,在自由的交流中往往很快变成一个可行的主意,甚至是很好的主意。在这上面,李兄带了很好的头,他有自以为好的主意,一定坚持以至固执,有时他说服了别人,有时他觉得别人的意见对,就默不做声了,回到杂志社,马上急急如律令地赶紧去做,就像那本是他急于想做的事似的。

我们普遍觉得他性急。

例子之一是,稿件集得差不多了,大家一算日期,一月份出版正好。但他问,十二月能不能赶出来?要赶是可以的,只是何必赶在一年的最后一个月创刊?他可不理,只是坚持:能在十二月出,为什么不在十二月出?问得也有理,大家都答不来,于是第一期就在七四年十二月出版了。后来订合订本,每年六期正好是一厚册,第一卷特别厚,因为是七册。这事我至今觉得有趣,的确,我说不出有什么理由不可以在十二月份创刊一份杂志。

又一个例子是,他弄来了一套国内出版当时已绝版的碑帖,打算重印。原帖是八开本,其中有些字幅并不大,空白很多。我们都认为最好把开本重新设计一下,因为在香港的书店,要争取一大片地方来陈列八开本的书籍很困难,不陈列,在销售上就吃亏了。他听了也点头,但过两天,他与印刷厂方面一商量,就马上付印了。说,印刷厂认为开本不成问题。在印刷上来说,八开印刷自然方便,印刷厂不会考虑发行上的策略。李兄其实也不是不明白,实际上是不耐烦慢慢重新设计,在他的心理倾向,有东西总是早一点推出好。

办这么一份专题性杂志,我担心的是一味专门,找来几篇书法论文一摆了事,连喜欢书法的读者都不受吸引。因此在起初的午茶中,我一再强调我的个人主张,要把杂志办得像一道酒席,开始时上什么小点,然后什么热荤,后来是大菜,甜品。他听了没作声,我担心在具体编定的时候仍会有争执,谁知却一直非常顺利。他一接受,就认真那样做,那样思考,有时还具体提出这一期怎么配搭。不过,我们每期都用不少时间讨论重点文章,重点碑帖。有争论,永远争论出好结果。

《书谱》创刊后,后应还好,渐渐地还引起远近朋友的注意。美国、日本、韩国以至世界各地都有读者来订阅。那时《书谱》还是唯一的中国书法杂志,冷门,但却跑遍全世界去敲知音读者的门。

每天他从长洲到湾仔来上班,我却不能每天都去。但大家合作上一直很好。

黄丰洲先生在印尼的生意忽然受挫折,原定的支持计划不能继续。但《书谱》以及《书谱丛帖》的工作已经铺开,我见李兄的面容多了一点忧郁,料想他会有些压力。好在开支一直还是很节省的,销量也在发展,一切似乎可以这样不错地发展下去,一切似乎都只在开始,但,一个突然的变化发生在第三个年头,七七年的春天。

那时,日本有个书法团体玄美书道会访港,书谱社邀请了几位本港书法家与他们举行雅集。访港团中有日本书法家宇野雪村、岸本太郎、奥平野牛、田村空谷、五村霁山等。能够有国际嘉宾到来,我们当然很高兴。雅集是用晚饭时间,我没有法子参加准备工作,只能在急急把报社工作做到一个段落之后,赶到北角世运酒楼楼头。一进门,就见到李秉仁兄在挥毫,神情很兴奋。我心想,他的劲儿又来了。他在那里写字,我赶紧招待宾客。我们作为主方,根本不够人手。

忽然,曾荣光兄跑来告诉我:李兄有点昏眩,也许是劳累疲乏了,现在先叫碗面让他充充空腹。

我仍忙着向许多陌生客人点头、招呼,完全没有想到会出什么事。但接着情形看来不对,曾兄连忙叫了救护车,把李兄送进了不远的东华东院。我们留下的几个支撑着场面,情形非常狼狈。

第二天去东华东院看他,他的床位在靠近骑楼的一角,看上去病况还算稳定。是心绞痛。

这以后的几个月,他的身体一直不大好。在这之前,他很少谈到自己的健康问题。记得有一次他说,昨天回去,在长洲痛快游了一回泳,晚上一觉睡得真香,舒服极了。我还以为他能这样做运动锻炼,身体挺好。现在发了这一次病,休息一下,可以慢慢恢复的吧。谁知,九月的某一天,他忽然进了玛丽医院,从医院打电话到我家,像平时一样语焉不多,但再次地说:“你要珍重,你也要珍重。”这句话使我觉得有点不祥的预感。我想,这两天里该想法子抽出时间去看他。但很快,就得到他的噩讯了。

梁披云先生悼诗:“艺文应不朽,年岁太堪伤。”

《书谱》第十八期,七七年十月号,登了这样一段文字:

李秉仁先生,福建厦门人,一九二四年出生,曾客居印尼多年。

李先生自幼酷爱书法篆刻,一九七四年与友好集资在香港创办书谱社,出版《书谱》双月刊,刊印碑帖,一心发扬我国独特之书法篆刻艺术。

李先生曾游出产寿山石福建寿山乡,探产石诸峰,久久不能忘怀。书谱创刊,作《寿山石随笔》,并以寿山石齐名。笔名史仲鹭。

一九七七年九月二十三日,李先生因心肌梗塞,不幸病逝香港玛丽医院。

就这样,忽然,许多事情画上了一个休止符。《书谱》仍然办下去(出了九十多期),但我们回到书谱社,觉得很不习惯,缺少了李兄,似乎缺少了许多东西。

我们几个参与过《书谱》工作的朋友,常说:“如果没有李秉仁,就不会有这本《书谱》。”这话的意思,固然是说他实际上做了许多开创的工作,但更深一层的感受是:如果没有他那样的一想定了就做,做起来再说的冲劲,如果没有他那一副“李秉仁性格”,那么这一份书法杂志,也许只存在于一次两次的闲谈中而已。

因此,每想起李秉仁兄,我又想:事情要做的,为什么不现在就做?

一九九六年九月二十六日

罗忼烈

钱穆先生

——忆旧游之一

承勋宗兄忽然打来长途电话,继之以传真,说正在替牛津大学出版社编一部《香港的人和事》。他知道有几位曾经“流寓”香港的老前辈如钱穆、廖恩焘、刘海粟、蒋彝诸先生,都和我有点交情,要我写一些有关他们的轶闻琐事,作为“谈助”。遗憾的是,我目前客居海外,关于他们的资料如书札字画照片都不在手边,无所凭借,事隔多年,记忆不免渐渐模糊了。甚至从前发表过关于他们的篇章,现在也记不起来。这里说的只是一点一滴不成片段的琐事。

钱穆先生别字宾四(一八九五—一九九○),江苏无锡人。是一位名满天下的史学家,著作等身,门人和私淑弟子遍中外,在香港住过二十年,创立新亚书院,后来成为香港中文大学一个重要的组合,对于发扬中国文化和发展高等教育贡献极大,是众所周知的事。

我认识钱先生是在一九四七年,同时还有唐君毅先生,也是香港人熟识的哲学家。那时候内战烽烟已经弥漫北国和江南,他们避地广州,到中山大学任教,所以我们有机会相识。当年的国立大学是用“金圆券”发薪的,一天贬值几次,当教授虽然不会死,吃苦却是准定的。过不了多久,王淑陶先生(已故)开办华侨大学于广州河南凤凰冈,薪金是以港币计算的,待遇很好,我们又一起“去故而就新”了。校舍是一所红墙绿瓦古式建筑的渠渠大厦,远离市区,起居饮食不很方便,虽有宿舍,常住是够闷的。在这以前,我在市区租有一层小洋房,一人独居,钱先生从凤凰冈出来,有时也住在这里。一起喝龙井茶,下象棋,往往到深夜。

喝茶下棋以外,我们还有一些共同嗜好:游山玩水,逛古籍书店,到古董店看古书画瓷器。白云山的蒲涧寺,观音山的五层楼,文德路的线装书、字画、古董商店,荔枝湾的画舫,财厅前的半瓯茶室……,都是好去处。甚至为了好奇而光顾“铁板神算”。后来到了香港,也曾和我探访罗时宪学兄,请他表演“圆光术”,谈论左道旁门的玩儿,津津有味。不少人只知道钱先生讲学著书严肃的一面,却不知道他的兴趣是多姿多彩的。钱先生亦工于书法,笔力刚劲浑厚,起笔尖锐,自成一格,大字小字,一笔不苟,他治学态度谨严,写字也如此。

广州解放前,钱先生又避地香港。大约在五十年代初,与唐君毅、张丕介创办新亚书院,校舍曾经三迁,早期在炮仗街和桂林街,最后在农甫道。初期学生很少,因为语言隔阂,只有能听能讲普通话的学生才会就读,而香港却是以广东话为母语的,因此,钱先生希望我能抽空来帮忙。那时候我在培正中学教书,聘约规定不能兼职,只好作罢。

我没有听过钱先生的课。有一次,我到桂林街新亚书院探访他,他恰在上课,唐先生招呼我到会客厅闲谈等候。客厅和课室只是一墙之隔,听到那边语声琅琅,抑扬顿挫,滔滔不绝。唐先生说,他一讲就两小时,快下课了。不久他从课室走出来,拍拍长袍袖上的粉笔灰,两手空空,什么东西都没有,原来他讲课是不用讲义的。这件偶然碰见的小事却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新亚书院搬到农甫道的年代,阵容已经相当壮大,学系增加了,学生人数激增,俨然成为一所大学的文学院。当年中学毕业生越来越多,而高等学府只有香港大学,门禁森严,不容易进去,要在本地深造,只能投考新亚、崇基、联合、浸会等书院。新亚以文史科为主干,在钱先生的盛名号召之下,攻读文史的学生特别多,是理所当然的。他的新亚弟子,后来不少人也是我在罗富国师范学院和港大中文系时的学生,谈起钱先生,无不以及门为荣。

香港中文大学于一九六三年成立,包括新亚、崇基、联合三个书院,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在筹备期间,钱先生不大愿意参加,因为一入“壳中”,便事事不由自主,尤其有违发扬中国文化事业的初衷。但在这个现实社会,办学如果没有政府资助,是难以支持的。还有教授讲师们的待遇问题,一登龙门便“薪”价十倍,于是钱先生终于“俯顺群情”了。

他在中文大学似乎不很愉快,新亚书院院长的任期也不长,跟高层人员相处也不融洽,也许由于西风还在压倒东风吧。他血压偏高,一动气就急遽上升,开会之后往往要马上看医生。在这种情况下,过不了几年就干脆退休了。他退休后,我们往来又多起来,不少学府秘辛、儒林外史都为谈柄,涉及的人物多是我相识的,虽然已归道山,不说也罢。

他的寓所在沙田西林寺后面的山边,林木扶疏,幽禽时咔,加上一道长长的走廊,阑干上种了几十盆兰花,环境十分清雅。他定居台湾后还念念不忘,每次来港,总会到山下眺望一番。他原来打算在香港居留,写一部关于朱熹研究的书(书名好像是《朱子学案》,在台湾出版后曾寄给我,目前留在香港,记不清楚了),不料一九六七年“文化大革命”的狂澜波及香港,把他吓跑了!次年便搬家到台湾去。

在这里必须一提钱夫人胡美琦女士,她学识丰富,品性贤淑,对钱先生无微不至,而且集侍从、秘书、司机、庖厨工作于一身。如果没有她,真不知道钱先生怎样生活下去,特别是当他视力朦胧以后。

钱夫人和内子也相当投契,每次互访,我和钱先生天南地北一谈便两三小时,她们就闲话家常去也,很少参加我们的“座谈会”。因为钱先生的普通话“乡音无改”,内子一知半解。根本没资格做“旁听生”。某天下午,钱先生驱车(司机当然不是夫人)来访,晚饭后突然黑云密布,大雨滂沱,马路变了溪涧,回不得沙田山居,只好在我家里留宿。有这么一会儿,碰巧钱夫人和我走开了,客厅里剩下钱先生和内子谈话,钱先生说了什么内子全听不懂,没办法回应,只能唯唯诺诺作领会之状。日后回忆起来,还觉得非常滑稽、尴尬。

钱先生爱抽香烟,烟瘾之大虽然不如唐君毅先生,却也不可或缺。他在中文大学当新亚书院院长时,美国某顶级学府(记不起是耶鲁大学还是哈佛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有人别出心裁,特地定购一批古巴巨型雪茄作贺礼,包装的透明胶纸都印有英文的“钱穆博士”字样,非常名贵。但钱先生惯抽气味清淡的“555”牌纸烟,受不了那种特别而浓郁的烟味,而且过后烟味“绕梁三日”,别人也不好受。因此钱夫人就拿来转赠给我了。

话说钱先生“回归”时,台湾局势还很严峻:海峡两岸处于敌对状态,高压统治,长期戒严,经济萧条,生活困苦。但与此同时的香港更糟:街上遍布“土制菠萝”,真假炸弹,海边时见从内地漂流过来的五花大绑浮尸,暴动之声不绝于耳,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相形之下还是台湾比较安定,所以钱先生伉俪终于决计“适彼乐土”了。新居是钱夫人的哥哥(名建筑师、台中横贯公路的规划者)设计的,地址在台北市郊的外双溪,距离中央图书馆不远,钱先生赴台前曾将建筑平面图给我看,并不是什么高楼大厦,只是一所比较宽敞的“寻常百姓家”,幸好空地多,尽可满足主人种树栽花的雅趣。钱夫人说:“台湾地皮和建筑价钱便宜,卖掉汇丰银行的股票大概可以勉强应付了。”结果呢,建筑费不用自己掏腰包(后来因此而被迫迁出,下文再谈),而香港正在“风雨如晦”,所以不等房子完工就提前回归。

为什么盖房子不用自己出钱呢?原来钱先生在回归前常常往来港台之间,因为是著名学者,又是国之大老,备受老蒋先生器重,并且要小蒋先生拜在门下。当小蒋先生知道钱先生要回台湾定居,便按照原有的建筑图形盖房子给钱先生,表示礼遇,当然也不会订立契约。后来他屏当回归,所以行李包括书籍文物家具连同小房车都顺利过关,通行无阻,大概也是因小蒋先生之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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