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参加他的第九次画展，他提到的第一次画展，我却是有幸参加的。那是一九四七年。
那一年，我从上海到了香港。在《大公》或《文汇》报上经常发现有署名黄永玉的木刻，多半是少数民族题材，富有民间情调的作品。构思严谨、线条流畅。我喜欢这些作品，我把它都剪贴下来。我认识许多木刻家，例如和鲁迅先生一起拍过照的我都认识。只有这个黄永玉，我从未听说过。
不久报上刊出了他的画展消息。我按址往参观。有人给我介绍这位木刻家。我意外地发现，他竟是这样年轻，和他成熟的作品很不相称。两天后他来看我。那时我独自住在摩利臣山道一间八十平方尺的房间里，小小的房间塞满了床、书桌、五斗橱之类。我们真是促膝而谈了。一见如故。我留他吃了午饭。这是我们订交之始，从那时算起，一眨眼，半个世纪消失了，我们都变成了老人。
在这五十年当中，我对他有不断的、新的惊讶。先是看了他编剧的电影《儿女经》。我是总算从名导演学过编写电影剧本的，而成就不过尔尔。我相信永玉并没有像我那样学过，他的剧本竟是那样使我心折。往后我陆续发现，他不只能作版画，还会作国画，还会作油画，还会作漫画，还会雕塑。某年他从意大利回来，就带回了他在那里以“文革”为题材的小型雕品，形态生动，很有罗丹的风格。也发现他不只能编电影剧本，还会写小说，还会写散文，还会写诗。而且都画得好，写得好。他的诗是得过奖的。在他的诗集里，我特别喜欢他的一首《献给妻子们》：
不是好女儿，／哪来的好情人？／不是好情人，哪来的好妻子？／不是好妻子，／哪来的好母亲？
我自豪有个妻子／一个斑鬓的妻子／一个长相厮守的妻子。
我们都曾经年少过，／我们都曾经追逐和奔跑，／现在，毕竟都一齐老了，／脸上的皱纹历尽煎熬。
人家说，／我总是那么高兴。／我说／是我的妻子惯的！／人家问我／受伤时干吗不哭？／我说是因为／妻子在我身边！
我骄傲我的祖国／有数不尽坚贞顽强的妻子／年少的，／中年的，／白发的，／跟丈夫共同战斗的妻子。
在此时的，彼时的，连年不断的腥风血雨、惊涛骇浪中，那些即使在暗室中牛衣对泣，也决不肯和倒霉的丈夫被迫或自愿离异的坚贞的妻子——拥有这样的妻子们的丈夫们，大概都会有同样骄傲，同样感恩的。
永玉是有个为之自豪的妻子的。张梅溪，不只家务能干，相夫教子，是个贤妻良母，还会画得一手好画，巴掌般大小，浓缩万物于方寸之间，教人爱不忍释。她还是个下厨的能手。永玉好客，经常高朋满座，而他又不喜欢到外间请客，认为浪费时间。梅溪只好任劳了。
永玉在半山上的寓所，在我的标准看来，可以称为豪宅了。据说这房子是在骑虎难下的情况买下来的。有个印度尼华侨说要资助他买房子，而且已经替他看好了一间。梅溪去看了也认为满意。那个华侨自告奋勇说先给他付了首期，又按月说是替他供款。后来他看中了永玉的一幅画，永玉情重，半价卖给他。不久银行通知永玉，印度华侨的支票全是空头的。永玉只好尽其所有，把房子买下来。把几十万元骗到手的印度尼西亚华侨，从此就不见踪影了。不过，塞翁失马，不一定是坏事。永玉也不吃亏，现在房价已涨了至少两倍。
永玉说他每年卖几张画就够生活了，不必苛求。有拍卖公司要他的作品拍卖，说一定可售出高价。他没答应，说价钱抬高了，低不下来，以后卖画就难了。他是不会精打细算的人。一次他在电话中告诉我，他刚在医院动了手术回家。是胆结石，在肚皮上开个洞把石搞碎。我问他痛不痛，他说胆不痛，心痛。我问为什么，他说他花了十八万块钱。我问他住什么医院，他说法国医院。我说活该，如果到政府的医院，只花几十元的住院和伙食费就行。
永玉的画能卖钱，但他从不吝啬地给人赠画。凡和他熟识的朋友，恐怕没有几个没有他的画的。有一年，我和他及黄裳、王丹凤夫妇等到杭州和绍兴旅行，租了部面包车到处代步。永玉感于司机辛劳，也赠给他一幅画。他还未置业前，在香港他常在敦煌酒家的七楼作画。每次他都会给我来电话，要我去看。绘画是永玉最大的快乐，全不像我们许多搞创作的那么辛苦。在七楼大堂的大桌上铺满了宣纸，他就在众人围观之下，手挥目送，半天之间，桌上、地上，全是他的画，而且大多数都是题赠给在场的朋友的。
有人不习惯在别人面前作画，永玉却喜欢在人前即席挥毫。看他挥洒自如，得心应手，有一次我禁不住问他有没有出过废品。他说当然有。往往构思后，画得不好，只好丢掉。他还说，有人曾开玩笑，说每月给他十万元，交换的条件是将他的纸字箩拿走。我问如果真是这样，他愿意不愿意？他说不愿意。让别人把废品出售，等于贬低了自己作品的声誉了。
永玉胸怀坦荡，是非分明。他无视所谓“阶级斗争为纲”、“划清敌我界限”等金科玉律。五七年反右以后，当我们这些人不只门前冷落车马稀，甚至在路上遇见熟人，对方不是装作看不见就是勉强地点一下头。六○年永玉为美术片厂作动画造型设计来上海，期间他遍访戴着右派帽子的朋友。那时我也奉命在家闭门思过。他却带着他的四岁的女儿黑妮到我家来，还叫黑妮跪在椅上给我画了一头黑猫。一九七三年冬，我已被饬令退休回家。那时右派帽子已算是摘掉了，却另戴上在“文革”后期给我定案的“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原因是抗日战争时期我在昆明一个美国军事机关里担任过抗日宣传的编辑工作。那时和美国是不共戴天，不管你当时你干的什么，既是美军的，就是“美蒋特务”。（不知为什么要加上个“蒋”字）。永玉也没有和我划清界限。他到上海来，住在上海大厦，竟然事先给我来信，说到我家给我画画，还要听我的儿女的演奏。永玉喜欢西洋古典音乐。
第二天他带着画具来了。他在我家里的一张面积不大的食桌上，研墨设色，画了一幅比桌子大一倍的盛荷图。四朵荷花代表我们的一家四口。下面还画了四只活灵活现的雎鸠，构成一幅洋洋大观的荷花图。当晚就在我家打地铺。第二天起来，他一不做，二不休，爬在地上给画托底。当时他还在壮年，才有这样的劲头。
晚上儿女们给他演奏了柴可夫斯基的《大提琴洛可可主题变奏曲》。那时正是全国都处在阴霾密布、人人自危的时代。好书都全给抄家时抄走，只有向音乐寻求慰藉。有一个时期邀集了友好的儿女，和我们的儿女，在家里紧闭着门窗演奏室内乐。那时连贝多芬都被声讨，我们每次活动，都在提心吊胆中进行。后来终怕如永玉所引用过的管子的话，“墙有耳，伏寇在侧”。几次之后，不得不偃旗息鼓，唯恐招来横祸了。
永玉这次来沪，我还陪他去看了住在隔壁的林风眠先生。林先生也到我家观看永玉给我作的画。不料永玉回京不久，江青便叫嚷着“黑画”事件，把永玉在一个朋友的册页上画了一只猫头鹰，说成是向共产党进攻，并向全国包括林风眠在内的画家大兴问罪之师。接着有人告密，说永玉到上海来和林风眠搞小集团活动。说二人煮酒论英雄，“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真正又可笑又荒谬！
永玉勤快过人。从我家拿去一幅长仅三公分的肖邦头像，不到两天，他便还给我一幅长五十公分，高四十公分的木刻拓本，刀法峭拔，浑脱利落。肖邦的热情和忧郁，比原作更见神采。
看上述，似乎永玉于艺事无所不能，其实他也有有所不能。永玉擅作巨幅大画，巨幅木刻，但对小小篆刻，却无能为力。一次我看他在画上题字盖章，顺口问他，印章是不是他自己刻的。他说不。他初以为既能木刻，篆刻小技耳。其实不然。尝试以后，他知难而退了。
人不可以全能。人若全能，上帝的位子也坐不牢了。
永玉健谈。他并非舌粲莲花，但听他娓娓道来，你会为之入神。胡适提倡为文要言之有物，永玉就是有此妙谛。他博闻强记，总是有许多趣闻轶事，随口而出（建议你一读他的散文集《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里面不仅有许多小故事，还有不少他自己绘的彩画，还有不少可供咀嚼的隽语）。
永玉不常写信，需要时多由他的贤内助梅溪执笔。但他不写则已，一写就是一张长长的宣纸，一丝不苟的行楷，字字工整，洋洋洒洒，长逾千字。前些时候我就收到他这样的一封信。其中有提到他的画展的：“画展开过，自己有空细细想想，发现自己不是画画的材料。造型和其他美术知识没有受过正统教育训练，常感举步艰难，而自己又疏忽了艺术上的深思熟虑，有许多老年人匆忙赶时间的毛病，所以对自己的劳力有余、劳心不足的近作未敢乐观。虽然世俗和好心人的反应不错，究竟知道底蕴的还是自己啊！”
我想，正因为他没受过正统教育，没有束缚手脚的框框，才能恣笔纵横，钻坚研微，向多门的艺术挑战。是好事，不是坏事。
永玉既自负也谦逊。有朋友，也有敌人。他自幼学过武功。嫉恶如仇时，曾经有过用拳头代替言语的行径；同时也非常厚道，对告密中伤他的人不记恨。他深知在效忠咒语盛行时代，最老实的人也会一时丧失理智的。矛盾？不必大惊小怪，人的性格原是多方面的。天有阴晴，月有圆缺，色有黑白，音有高低。你我都不能例外。永玉坦率，他的透明度比我们强罢了。
永玉已在写自传。据说才写到四岁，已经写了二十多万字。那真是工笔了。比我的素描一定详尽得多。相形之下，我的恐怕只能是隔靴搔痒。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美国加州
陆铿
统战高手费彝民【1】
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打败中国国民党的“三大法宝”之一。而共产党人中，掌握统战法宝最好的，莫过于周恩来。
费彝民，在我所认识的左派人物中，也是一位统战高手。虽然他的本职是香港《大公报》社长，但经过四十年在港的奋斗与经营，一般人都视他为中国大陆在香港的最高层代表，连各国总领事到港，也要拜他的“码头”。在鬼佬眼中，他显然比当时的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梁威林、王匡要高一级。事实上他后来做到了人大常委，而且是北京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的成员之一，与曾任海关总署署长、老牌情报官员孔原地位相同。
一九七六年，中共决定把大陆控制下的国民党人，文官县长以上，武官团长以上，全部释放，愿意去台湾的可以去台湾。我因曾任国民党南京《中央日报》副总编辑，中共比照《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级别，按副部级落实政策，最后由邓小平批准经港赴美。但规定在香港要有人保证我的生活。他们的说法是：“如果流落街头，影响不好。”我就来一个左右开弓，提出由我敬重的香港《大公报》社和《新闻天地社》，分别找费彝民和卜少夫、黄锦玲担保。当时，中共云南省委统战部的人告诉我说：“你和这些人已经分别了近三十年了，他们还会认识你吗？”我说：“我相信朋友的友情。”结果，两边都来了回电，愿意保证在香港的食宿。老费的电报中还用了“欢迎早日命驾来港”。共产党搞统战的人看了都表示奇怪，曾有两位问我：“你们是什么关系？”“朋友，朋友关系。”看来，有人对这一点是搞不通的：为什么经过天翻地覆的变化，友谊仍在。
我和费彝民是抗战胜利的一九四六年相识的。当时，我在南京《中央日报》任职，到上海去看望新闻界旧识《新闻报》（当时中国销路最大的报）总编辑赵敏恒和《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他们两位和我都情兼师友，费彝民兄时任《大公报》副经理（经理为王芸生同辈的李子宽），经赵、王两位介绍就认识了。费入新闻界之初任职法国哈瓦斯通讯社中国分社编辑，后被胡政之吸收进了《大公报》。抗日战争爆发，《大公报》内撤重庆，留了一部分机器在上海，费决定不向后方撤，顺便接受了看守印刷机器的任务。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一度被抓进日本宪兵队，后经朋友保出，胜利后凭借这段历史，由《大公报》出面推介，获得了胜利奖章。加上他的长袖善舞，可以在上海商场上为《大公报》调头寸，及时解决财务方面的临时周转。而且，他有一个特点，报社同事任何人向经理部预支薪金时，他不仅有求必应，而且照借之后，总是问：“够不够？”因此，上上下下提到这位副经理，都伸大拇指说：“好样的！”
我们在上海认识不久，老费就跑到南京看我，那正是第一届国民代表大会召集前夕，真正是冠盖云集，当时，我除任《中央日报》副总编辑，还兼国民大会新闻组副组长，负责新闻发布工作。费因抗战时期一直生活在沦陷区，所以京中要人都不认识，于是由我为他穿针引线，陪着他作突击拜访。先后拜访了于右任、邵力子、张治中、王世杰、张历生、雷震、洪兰友、陈芷町诸位政要。于先生最爱才，加上与张季鸾先生有旧，对费表示亲切，还留他共进午餐，大嚼硬壳馒头。老费虽然吃不惯，但仍赞不绝口，说比山珍海味都好，于先生听了也很高兴。
陈芷町，风流天下闻，时任总统府政务局长，写得一手王羲之，画得一手好竹子，尤喜接近漂亮姑娘。与费彝民略事交谈，便提议到南京夫子庙一醉。费为了表示礼貌，坚持作东，并依陈意请秦淮河名花胡良玉陪酒。在座者除陈、费外，还有孔昭恺，周榆瑞和我。费与胡同为吴人，相见恨晚，脉脉含情。因陈芷町闹酒，胡见费酒力不胜，主动代饮，且持酒反攻，陈乃连连称赞费艳福不浅，得美人呵护，羡煞人也。终席前，高声背诵李白《金陵酒肆留别》：“风吹柳花满店香，吴姬压酒劝客尝，金陵子弟来相送，欲行不行各尽觞，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最后以“春宵一刻值千金”句赠费而别。费翌日离京，登上火车前，尚以此行能结识陈芷町为快。
一九四七年十月，中美上海——旧金山航线开航。中国新闻界组织代表团赴美，费以《大公报》经理身份参加，我则以南京《中央日报》代总编辑身份前往，我们两个更是形影不离。到纽约后，我在欧洲结识的中国驻教廷公使谢寿康（后升任大使）欢迎我去纽约第五大道一个高级文艺沙龙小坐，我约费同住。第二次大战前，西方上流社会均以操法语为高贵；二次大战后，情况有所改变，英语占了上风。没有想到在第五大道这个沙龙里对话仍以法语为重。这一下老费就大展其语言天才了。其法文运用之纯熟，使曾以法文写《李香君》一剧而被选为比利时皇家学院院士的谢寿康博士也表示佩服，女主人更用最美的词句赞美，临行时还送了费一吻。因此，当一九八一年三月十二日法国政府在港授费以“骑士荣誉勋章”，他的法语受到举座称赞时，对我来说，三十四年前就已经领教过了。
至于访问白宫倒很简单，除费和我外，尚有上海《新闻报》总编辑赵敏恒，《申报》总编辑陈训，英文《大陆报》总编辑张国勋和天津《民国日报》社长卜青茂。由中央社华盛顿分社主任与卢棋新陪同前往。当时，美国方面安排我们出席杜鲁门总统的记者招待会。会后由总统新闻秘书罗斯陪同杜鲁门总统在椭圆形办公室会见了我们，彼此寒暄了一番，并未谈任何实质性的问题。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九日，卢汉在昆明易帜。我决定从东京经香港回昆明接出家眷。同年十二月十五日到了香港，找到彝民兄嫂伉俪，老费对我的做法，期期以为不可。我告诉他已得卢汉同意飞机降落的回电，他指出：“云南既已起义，不能不听北京的指示。根据我（费彝民）的理解，在云南真正当家的，自宣布起义之日起，可能已是地下党，而不是卢汉。卢汉固然给了你同意自由来去的覆电，如果地下党不同意，怎么办？你虽已脱离国民党，但跟国民党仍有千丝万缕的关系，飞机在炮火连天声中翩然下降，必然被怀疑负有重大政治任务，到时候，百口莫辩。”他的结论是：“老弟，不要自恃‘艺高人胆大’，如果有去无回，那就惨了！”
我因血气方刚，并过高估计自己，认为大江大海的风浪都闯过，回一趟家乡，算什么。从未冷静分析已经变化了的客观环境，纯凭主观的冲动，等到飞机门打开，作了阶下囚，再回想彝民老大哥的金玉良言，悔之晚矣。不过，从这段话也反映了费彝民这人是重朋友之义的。
从另一件事上，也可以反映出，老费这个人对朋友重义。一九七八年五月初，我在《大公报》社长室接受费彝民兄的接风宴，这是我从昆明到香港重获自由的第三天。因为一别近三十年，彼此都是兴奋异常。在座作陪的也是陪我从北京到港的黄文放兄，对于我们两个人所表露的重逢喜悦，颇为感动，称为“有古人风”。
当时，中国旅行社把我接待在九龙百乐酒店，给予非常周到的照顾。但我觉得，自己出来的目的不是享受生活，而是为民族尽点责任。如果长期接受招待下去，必将失去记者的独立性而有违初衷。于是，在抵港第八日，与中旅告别，迁到青年会，既没有冷气，又没有单独浴室的小房间里。虽然居室狭小，但心胸广阔，有重获自由的感觉。对此，《新闻天地》的老弟兄们自然同表支持；难能可贵的是费彝民兄也表示赞同。我明确地告诉他：“统战饭”不能吃。他的回应是，“尊重你的决定。站在老朋友的立场，建议你先不忙接见记者，发表谈话，多接触接触，了解一下情况再讲话为好”。使我感到费这位朋友，立场虽站在共产党一边，他到底有一定的民主素养，能尊重别人的自由选择。
到了一九七九年十月一日，我在胡菊人主编的《明报月刊》以陈棘荪笔名发表《三十年大梦将醒乎》长文，在舆论界引起了一阵波澜，很多专栏作家猜测究竟是什么人写的。老费为此约我谈话，问是不是我写的，我答复“是的”。他说：“我一看就知道是你。”接着狠狠批评了我一通。并说，有关方面（我当时体会是中共港澳共委）认为这是三十年来最反共的一篇文章。我问：“对我会怎么办？会不会塞进一个麻袋丢入大海？”他说：“不会！”我说：“要就是架到澳门，送回大陆处理。”他反问我：“谁告诉你的？”我接着说：“文革时听说就发生过这种事。”他反驳我说：“文革早就过去了，你不要胡思乱想。”我主动提出：“你恐怕应该和我划清界限。”他说：“我们几十年的老朋友，这个界限是永远划不清的。作为老大哥，我要劝你一句话，邓小平是中华民族希望之所寄。你可以理性地批评党的政策和做法，但请不要批评邓小平。”我告诉费：“我曾听金耀基谈到中国的政策时，说过一句话：‘对邓不忍心批评。’我很受启发。”费马上跟进：“对呀！金耀基是台湾背景，你不能连金耀基都不如。”我说：“按照你的意见，我什么人都可以批评，就是不要批评邓小平。这正是抗战期间新闻界人士对张季鸾先生的看法，说季鸾先生掌握了一个原则，什么人，什么事都批评，就是不碰蒋介石。这也许是你们大公报的传家宝吧？”费听后，正色告诉我：“老弟，我是爱护你，你不要开玩笑，文章千古事，下笔不慎重不行啊！”当我向他告辞时，他很严肃地说：“老弟，这回娄子捅大了，我也没办法帮你了。”我仍称谢而别。
后来，这件事，因为邓小平看到了这篇文章，顺口说了十个字：“态度是好的，观点是错的。”共产党是最重态度的，态度是立场问题，立场对了，观点错了问题也不大。于是事情急转直下。当时的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王匡约我见面，见面第一句话是：“你那篇文章我看了三遍。”我说：“我知道了，被认为是三十年来最反共的文章。”他问：“你听哪一个说的？”我答：“费彝民兄已严厉批评了我，指我犯了严重错误。但文章已经登出来了，有什么办法？”“不，不，不！”王匡一连说了三个“不”字，“那是费公（香港上层都如此称呼费）个人的看法。你们是老朋友，他可能要求你严一些，不过我倒看出你文章中贯彻了一个总的精神，可以用五个字概括——恨铁不成钢。”
这五个字，显然是老邓十个字的衍生物。我对邓小平不觉留下了好印象。
周恩来生前单独接费彝民四十七次之多，这是很多人望尘莫及的。从一九八四年到一九八八年，费彝民又战斗了四年。而且是带病工作，最后俯仰无愧地结束了光辉的一生。
在统战扮演的的角色上，许家屯一九八三年抵港出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以前，费彝民是身负重担的。很多台湾背景和与国民党有渊源的人，多半是由费彝民联系，北京在港争取中间的势力亦然。
一九八二年七月初，费转告廖承志先生邀我赴京一行，说是：“廖公想听听你对中国统一和香港回归的意见。”我问他会不会到北京以后被抓起来，重演一九四九年在昆明上演的“送货上门，不要收条”的故事。他说：“绝对不会。”我说：“明人不做暗事。为了保险，你请廖公发一封邀请信来，万一我在北京被扣，菊人（指《百姓》总编辑胡菊人）就可拿这封信招待记者，揭露真相。”费听后大笑，批评我神经过敏。第二天他告诉我，已跟廖公通了电话，廖公劝我放心地去。我不愿多留，谈罢就走。至于邀请信，因时间紧，廖委托他代写一封。凭着几十年的友谊，我愉快地接受了下面这封信：“大声老弟：知道你将赴美一行，到美后，相信一定有很多朋友向你了解对中国的看法，看你最近数年所写文章，颇有误解之处。可能由于远离之故，加以多凭旧日印象，似与实况出入较多。兄以老友资格，建议你回国一行，三四日即可。国内朋友同时也想知道你对香港的看法，希望你也畅所欲言。飞机来回票由我代为准备。此颂俪棋！”
临行前夕，我问费：“老大哥有什么交待？”他说：“只有一件事，你见了廖公，什么都可以讲，但罗孚的事，千万不要讲。”我说：“这我不能答应。你知道，我这个人向来是朋友为重。当然，我会记住你的嘱咐，即使是，也会有分寸，不会情绪化。”
一九八二年七月十日在人民大会堂接受廖承志先生宴请并作长谈。罗孚的问题单刀直入地提了出来，我说：“廖公，You don't mind。这些年来，你们党制造的冤案已经够多了，罗承勋兄突然被捕，大家都很关心，希望不要再制造冤案。”廖答：“Of cause! don't mind。我坐过国民党的牢四年，坐过我们自己的牢六年，什么是冤案，什么不是冤案，我会分的清楚的。请放心了！”回到香港后，我把这事告诉了费彝民兄，他说：你陆大声的个性难道我还不知道吗？既然做朋友，就得认了。彼此开怀大笑。因此，在费彝民这位统战高手身上，虽然有列宁所强调的“党性”的一面，但在很多时候反映出马克思倡导的“人道主义”的人性。这正是他可爱的地方。
一九八五年五月，我去北京访问胡耀邦，安全部长凌云宴请我时，我提出要看罗承勋的要求，他马上说可以，并表示明天就可以去看。于是，我成为承勋朋友中在他蒙冤受屈后第一个得在北京海淀双榆树南里承勋新居看到他的人。并为他介绍认识了一对好朋友、明朝四大公子之一冒辟疆的后代、著名作家冒舒湮和舒湮夫人诸玉大夫。由于他们是同住在一个院子里，结果自然变成了好朋友。这是后话，也是题外话了。
注释
【1】 本文有删节。
孙述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