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和事 第10节

谈起这几位阿爸的“小朋友”,我真的十分感激。阿爸病重的时候,钟基、小思、永明等相约轮着每星期由一人写信给他,称赞鼓励他。翁姑读信就忍不住激动。这些信,为他最后的日子带来难以言喻的喜悦。

在《星岛》的黄金岁月

家翁在《星岛日报》的历史,很多专栏作者都写过,他自己在《记者故事》书中亦有所忆述。

在进入《星岛日报》之前,他在《大光报》已颇有名气,因而《星岛》报系的“波士”胡好才会礼贤下士,将他拉过来。

就是为了报答胡好的知己和礼遇,家翁在《星岛》渡过了他一生的黄金岁月。家翁称胡好为“波士”,对这位“波士”可谓死心塌地。就是到了晚年,每每在提起“波士”的时候,我们都可以见到他脸上的激情。家翁是一个重情义的人,常常教训我们:“你有恩于人,人家忘恩负义别管他;人家有恩于你,无论如何得报答。这才是‘人’!”家翁还有一个妙着:别人负他,他会为那人找诸般负义的理由把过失变得很轻;别人对他好,他会把好意放大十倍,把人家的情义变得重如泰山。所以他做人很快乐,晚年的口头禅是:“人家仲记得我呢个伯爷公,对伯爷婆咁好!”我和纪安常常与家姑一起取笑他“自作多情”、“自我陶醉”。一个经历过这么多的家国苦难和江湖风雨的人,能够像他这样单纯地自作多情和自我陶醉的恐怕不容易。这是他的福气,所以他从来就过得很快活。

因此,提起《星岛》,他总从胡好的知遇说起。家翁一九三九年初进入《星岛》报系,并受胡好暗托改革《星岛晚报》。他有时代的触觉,认为当时的晚报在十二时出版,其实与早报相去不远,于是献计重新组织新闻工作,将《星岛晚报》出版时间由中午十二时改为下午四时。那时战云密布,读者都急欲知道最新的战争消息,黄昏出版的晚报正好迎合社会的需求,《星岛晚报》由此销路直线上升,开创了香港名实相符的晚报之先河。一九五○年他正式出任《星岛日报》总编辑,直到一九六二年退休移民为止。

远在二、三十年代时,中国和香港的报界尚是发展时期,就连记者一词还未出现,记者称为访员。那年头既没有新闻学院,当记者的从无训练,无新闻标准,也没有像美国《纽约日报》的大报作榜样。像家翁这样的记者,采访和组织新闻是没有成规可循的。当年的记者无社会地位,被称为“楂笔烂仔”;看家翁的“记者故事”,当知早期记者在毫无前迹可循之下,各出奇谋,各施其法,就是这样创出新闻的路来。三十年代开始,以后好几十年,《星岛》和《华侨》成为香港本土报纸的两大重镇,也是香港新报业的先锋,开创了大报的榜样。家翁在《星岛》二十多年,协助《星岛》各方面的发展,对香港报业的贡献,大抵不会有人置疑。

家翁很有朋友缘份,这也是他一生重友长情的回报吧。他移民美国,《星岛》的旧同事每有过境,都会来探望他。家翁晚年有几位比他略小一辈的朋友,经常在一起,其中一位就是从前他在《星岛》的旧同事顾澄沧先生。顾先生一九五二年进入《星岛》,称呼家翁“老总”到如今。在三蕃市山湾区甚至在北美,他可能是与家翁相交最久的《星岛》旧部了。顾先生也常常向我们讲述他们以前在《星岛》有苦有乐的故事,所以我们知道家翁这个老总在《星岛》大家庭里很得下属敬重,他对下属十分体恤,有困难者无有不帮忙的,有江湖式的义气,所以才有“大天二”之绰号。谈到这位《星岛》旧部顾澄沧,香港文化界有不少人认识他,他重义长情也是很多朋友所乐道的。顾先生夫妇和从前任职美国新闻处的赖显廷先生夫妇,是家翁晚年最亲密的“麻将友”。人家聚会旨在打麻将,他们打麻将旨在聚会。家翁未患病之前他们一星期聚首几次,家翁病后他们每星期都会来探望。近十年,固然因为家翁好客而家门长开,但翁姑也得到他们很好的照顾。有一次他们结伴坐邮船旅行,家姑刚中风康复,双腿无力,走远一点的路要坐轮椅,旅行全程就由这几位老友无微不至地照顾。顾澄沧住在对海旧金山,路途不近,可是每有约会,他总是管接管送。他经常从旧金山开四十五分钟车到阿拉美达接我翁姑,再开车回旧金山赴约,饭后又往返送他们回家,比服侍真的上司还要殷勤。这种友谊大抵是他在《星岛》时结下的,当今之世可能不易找到了。

家翁虽然从《星岛》退休三十多年了,但他对《星岛》和香港报界还是十分关心的。三十年香港报业无论从概念与运作都变了几个世代,有很多事情是隔了一个太平洋的家翁所不知和不了解的,所以我们每有香港文化界的朋友过境,都会请来与家翁一聚。我和纪安开玩笑说是为阿爸“补料”。凡有香港来的传媒“新料”,家翁都竖起耳朵听,听后他自作分析,议论滔滔。这是乐趣,也表示报人的心始终离不开报界,离不开《星岛》。

虽然离开了三十多年,《星岛》对家翁还是很尊重的。旧金山《星岛》的总编辑程怀澄兄对家翁十分推重,总裁刘世添兄更曾亲自诚意地邀请过他写专栏。家翁在饮食方面一直有固定写的专栏,多年来为《大成》杂志撰写记者故事,写报坛旧事又总不免涉及是非,故而推却了。家翁逝世时香港及美西的《星岛》均以报社名义发丧,世添兄帮了很多忙,胡仙小姐不但代付香港的讣闻费用,更寄来支票加入我们筹设的防癌讲座基金。

我们特别把《星岛》送来的花圈,放在灵堂最重要的位置,纪念家翁与《星岛》四分一世纪的渊源。

老记本色

阿爸最爱说记者的故事。铁脚、马眼、神仙肚是他那一辈记者的真实写照。那年头记者固被谑称“楂笔烂仔”,言论自由也不如今天的理所当然,当记者是时有危险的。采访时什么地方怎样恶劣的环境都有,所以行囊中必备干湿褛一件,用以防风挡雨,睡时抵抗木虱。阿爸说他的搪瓷漱口盅既作茶餐具,也作枕头。止泻成药不可少,还带备生大蒜以作肠胃消毒之用。

阿爸是战地记者,经历枪林弹雨,但始终无风无险,也没怎的受过伤,这固然是运气。不过,壮健的体魄和机灵的头脑是在乱世中保存性命的关键,他有很多“执番条命仔”的故事。其中一次在韶关,前面火车站已挤满难民,插针难进,后有日本的追兵。看着快要成为日本兵的炮灰了,这时一列军车经过,他听到车上说话的是山东口音,于是用他跑江湖学来仅有的几句山东话与车上的“老乡”搭讪,说他到过山东,学会讲山东话。就凭几句山东话,车上军官不忍这个懂自己家乡话的“老乡”落难,竟让他躺在车底的木板上把他载走。他躺着,贴面的是火车底,左右均是滚动的车轮,下面不到数寸就是铺满石头的路轨。他紧紧扳着头顶的一条铁杆,稍一松手人就会滚下路轨去,甚至变作肉酱了。就是这样捱了几小时,全身几乎麻了,但总算逃离险境,保存了生命。

这是他遇事机灵,“计仔”多端的一例。直到晚年,还是什么事也难不倒他的,因为任何事在他的脑海里总有办法解决,至少他相信会有办法解决。他为人热心,子女或朋友遇到难题,他就要帮手想办法。只见他眼睛一转,说:“如此如此行吗?”行不通?不消两分钟,他又有主意了:“这样又是否可行呢?”他的口头禅是:“我自有办法。”这就也是他的记者本色吧。

至于采访,他也自有一套,至今是否仍实用不得而知,可是听来却有一番道理。阿爸小学也未念完,但博闻好学,所以满肚子知识,这与他全力以赴做记者有关。他采访的一个板斧就是“投其所好”。三十年代访问著名的将军香翰屏,先做点研究功夫,知得香氏好舞文弄墨,自号“半个书生”,故于访问时先念几句香氏的诗作,再谈他喜欢的米体书法。香将军自是引为知己,遂谈得特别畅快。

阿爸虽然八十多岁,但头脑精明,每天读多份报章,不离老记本色,对时事国情最感兴趣。酒饭之间,主客畅谈。阿爸最高兴是客人到访,酒酣耳热,他爱议论滔滔,不过他比很多老人家更可爱的地方是,每遇到未听过、未想过的见闻,他立刻会集中精神,竖起耳朵恭听。纪安和我在香港文化新闻界的朋友不少,每有过境的,我们都安排到阿爸家吃顿饭。阿爸从客人处得到新见闻新消息就十分开心。这种好学博闻的精神,是八十多岁老人家所难得的。我因工作关系经常出差,也会为他带回一些他未听过的见闻。纪安、纪临、纪旋都爱将自己工作上或听来的新事物,向爸爸报告,并且总是开玩笑说:“阿爸!这事情包保你不知道,未听过!”阿爸就会心急地说:“快讲!快讲!”每次我出差回来,甫进家门他第一句总是说:“有乜古仔讲我听?”

几个月前他的病况已不轻,不大出门了,饮食也只靠浓汤或稠粥以争取营养;又因刚做过化疗电疗,他常常还不太肯吃。一天我出差回来,他有几位老友到家探望,我进门他又问:“有乜古仔讲我地听?”我看到桌上的浓汤完全没有动过,就说:“您先喝了汤,我放好东西再说!”他像小孩子一样不依:“汤我一会儿会饮,你先讲出差的见闻。”他的老友提醒我他半天不吃东西,于是我坚持:“您先喝汤,我再报告。”他十分不愿意,但最后还是喝了汤,然后催促我讲故事。

这种急于求知求听新事物的心,当是他的老记本色。这也是为什么他八七高龄,到去世前脑筋还是那么活跃的原因。

阿爸另一个可爱处是开明民主,不论你辈分多低,只要讲的有道理,他都会听。他在家里没有一家之主的架子,容许儿女自由发挥意见而不以为忤。我们在家习惯辩论,阿爸从不会以为被子女后辈冒犯,总是论理论道。阿爸拥护共和党,佩服李光耀,而纪安则推许民主党,我们对李光耀极有意见。闲话家常,陈家辩论政治政见,习以为常,有时外人反而看得过意不去。记得有一次戴天在座,饭后如常高谈阔论,戴天在旁频说:“你们怎可以这样对老人家呢?应该让他一点嘛!”谁知他们父子兄弟正乐在其中。

我翁姑都极富幽默感,朋友都视与他们聊天为赏心乐事。朋友若知道我甚至常与翁姑笑谈旧男友的往事,就可体会到他们的开明,就不说他们的年纪,不论他们出身于旧时代旧文化,翁姑的开明民主,能容纳不同的意见,就以新一代的标准也是少见的。

认识阿爸的人,都知道他最关心政治和世界大事。这除了是记者和报人的触觉和使命感使然外,也出于他的爱国情怀。他那一代人是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见证,在殖民地的澳门和香港生活过,而那些年头殖民地的人民是被欺压的,他深深体会到国家积弱不能出头,人民就会受苦。他也亲历日本侵略中国,遍地生灵涂炭的惨痛。抗战时期,他的爱国还是付诸行动的。在今天看来,阿爸是一个极端的爱国主义者,更是毫不保留的反帝国主义者。他与子女常常有政见上的不同,但他的子女是极崇拜他的,虽然他的政见极端,但子女都为有位爱国的父亲而骄傲。

家翁在一九九七年十月廿一日,因食道癌而病逝加州屋仑的凯撒医院,留下他一生的传奇故事,以及我们对他永远的思念。

这篇文章还未动笔阿爸就过世了,这是我对他最后的抱歉和遗憾。文章写成,也是我对他最真诚的敬礼。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初完稿

周蜜蜜

“云姊姊”和《新儿童》

九十年代末的一个夏天,在香港中环大会堂低座的小餐厅里,我陪母亲黄庆云应约而至,等待着我们的,却是素未谋面的一位女士和她的丈夫。她在电话中告诉我们,她是半个世纪之前的《新儿童》读者,童年时居于香港,求学时去了美国,一直心仪《新儿童》的主编“云姊姊”,并且曾经和云姊姊通过信,又向《新儿童》投过稿,发表过学生作文……她这次和丈夫到香港,其中一个想达成的愿望,就是和童年的“偶像”云姊姊见面,倾谈。

当我和母亲走到那张预订的餐桌,便看见一对头发花白的夫妇满面笑容地站立起来,双手伸向母亲,动情地叫着:“云姊姊,您可好?我就是您的读者×××呀……”

其实,像这样的情景,我也会在不同的地点,不同的场合看见。母亲当年主编香港有史以来的第一本儿童文学半月刊《新儿童》,以“云姊姊”的笔名写稿,又设立了和小读者联系的“云姊姊信箱”,在香港的孩子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随着岁月的流逝,当年的编者和读者,都已年华渐老,但“云姊姊”和《新儿童》的魅力,还是依然存在。

最近,我为香港儿童文学探源计划编写《香江儿梦话百年》一书,特别请“云姊姊”——母亲黄庆云回忆她主编《新儿童》半月刊的旧事。

“回忆一个刊物的诞生和发展,也像回忆一个人的童年和成长的过程一样,当中有着许多值得记忆的事……”母亲对我说。

那是一九四一年,日本军队入侵中国的第五个年头。母亲随她就读的广州岭南大学搬到香港来,借香港大学的课室上课。而母亲那时是研究生,研究的专题是儿童文学。

根据母亲的回忆,当时香港有许多流浪儿童和穷苦的儿童,关心孩子的大朋友们发起了一些儿童福利的运动,和组织小童群益会及儿童剧场等。在香港大学教书的马鉴先生邀请母亲参加其中的一些活动。

儿童剧场是群众性的组织,由若干间小学校负责演出,招待校内和校外的儿童。小童群益会是一个慈善机构,收容流浪儿和擦鞋仔。母亲给他们布置了一个小小图书馆,并且为他们讲故事。那时候,儿童读物是少得可怜的,演戏的剧本不够了,只好自己动手写;故事书不够了,就自己写自己讲。母亲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写出了第一个儿童剧《中国小主人》,以及第一篇童话《跟着我们的月亮》。

不久,母亲又参加了青年会少年部的活动,并且经常应学校的邀请,给孩子们讲故事。孩子的实际需要,使母亲意识到为儿童写作的重要性。

同在这一年,母亲的论文导师,岭南大学教授曾昭森,问母亲愿不愿意编一本儿童刊物,他愿意负经济责任。母亲非常高兴,一口答应了。由那个时候开始,母亲就一直当了十多二十年的儿童刊物的主编。这个刊物就是《新儿童》半月刊。

母亲主编儿童刊物的劲头很大,她当时是一名研究生,是拿学校津贴的,每天要给教授们做两个小时的工作,此外还要上课、写论文。编辑工作都是业余干的。另外管业务的一个同学也是利用课余的时间做的。纸张、印刷、广告、发行,什么事情都要管。但他们却雄心勃勃,一办就要办个半月刊,因为感到孩子们对时间的感觉不像大人,要他们等一个月就太久了。

由于母亲那时候很年青,脱离少年时代还不太久,对一切都比较有新鲜感。她自己写作的热情固然很高,收到外面的投稿,做第一个读者,也觉得十分有趣,特别是吸引孩子们应征的稿件,如作文、剪贴、图案之类,常常为孩子们丰富、天真的想象力和创作力感到惊奇和喜悦。

母亲告诉我,给予初生的《新儿童》以有力支持的是许地山先生。当年他是香港大学中文系主任。从《新儿童》创刊起,他就为她写童话。第一篇《萤灯》,是写一个王子在国家被敌人侵略时,躲在一盏大的萤灯里面,深入敌后,终于打败敌人的故事;另一个童话是《桃金娘》,写桃金娘是一个勤劳的,心灵手巧,精通纺织的姑娘,她怎么受到人们的爱戴和怀念。许教授对作品很认真,每次母亲到他那里取稿时,他都不厌其烦地给母亲讲述创作的过程,像为了研究萤的发光看了多少材料,对“桃金娘”这植物经过多少的考证等等。许地山教授还和母亲讨论了童话的问题,并且鼓励母亲要创造中国自己的童话。而每一篇稿子从二校起,许地山教授都坚持自己校对,以便有所修改。那两篇童话都是连载的。到《桃金娘》最后一段的清样出来后,母亲拿去给许地山教授校对完毕,没想到,第二天就传来他溘然长逝的噩耗。要是许教授能多活一些日子,香港儿童文学的园地必会开出更多绚烂的花朵来的。

同时,在香港的文艺界,给《新儿童》写稿的作家不少。鸥外鸥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写了几十年的儿童诗。他是极其认真的,连插图都自己动手,不假手他人,因为他的插图也往往是创作的一部分,很受孩子欢迎。

《新儿童》是一本综合性杂志,编者的设想是要使这本杂志成为儿童自己的。社长曾昭森博士是美国杜威教育理论的信徒,他相信民主教育而反对强制性教育,相信启发动机的教学法而反对强迫注入的教学法。至于我的母亲,出于对当时国民党的教育制度不满,同时也受了鲁迅的“救救孩子”和“解放我们的孩子”的影响,觉得孩子们应该接受真正的民主教育,不要把他们看成是小大人,不要填鸭式地向他们注入传统的、腐朽的东西,要启发他们敢想,敢说,做一个读者也要做这个杂志的参与者。因此,杂志里凡是儿童自己可以参加的活动,都让孩子们参加。如什么集体连续的创作,修改作文,启发心智的剪贴、猜谜……,都是以孩子为主的,“云姊姊信箱”就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的,是一个答复孩子来信的信箱。在这个信箱里,除了知识性的问题之外,许多是社会问题,或是孩子们感兴趣的问题,都加以回答,并且在孩子中间引起讨论。在当时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中,引导孩子们立下大志去改造社会。由于重视孩子的地位,敢于推心置腹地探讨对未来的理想,因此受到孩子们的欢迎。孩子们写信时称母亲为“云姊姊”,每天都有十几封以至几十封孩子的来信。

另外,《新儿童》里还有一个栏目,每期有两页是“教师之页”和“父母之页”。这一栏颇受大人欢迎,增加了编者和教师、家长之间的联系。这一栏的投稿人有庄泽宣、朱有光和唐现之等教育家。

在《新儿童》出版十四期之后,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突然沦陷,母亲和香港一些文化人匆忙坐了一只小船,偷渡到澳门,吃了不少苦头。《新儿童》被迫停刊了。

一九四二年春,母亲从澳门回到了大后方桂林,把带去的《新儿童》卖了,得了一些钱,积极筹备复刊。在复刊的同时,举办了儿童戏剧的演出,演出的剧目有两个,都是母亲在《新儿童》上发表的,一个是《中国小主人》,一个是《国庆日》,都是以抗日为题材的。著名剧作家田汉、欧阳予倩和熊佛西都给予很大的支持。田汉的女儿田玛莉、孟超的女儿孟健分别担任了两个戏的小主角,她们不过十岁左右,演技十分感人,引得许多观众都流出了眼泪。

在这段复刊时期,母亲和她的《新儿童》杂志得到好多儿童文学作家的支持,包括贺宜、施雁冰、金近、包蕾、金帆、严冰儿、严大椿、仇重、姜天铎等。读者的爸爸妈妈也常常写信给“云姊姊”,其中有著名画家兼作家丰子恺。他老人家对《新儿童》这刊物的感情很深,还常写信鼓励我母亲。而丰子恺的爱女丰一吟,更是当时《新儿童》上的“儿童通讯员”之一。由于当时《新儿童》面对全国发行,他们就在全国各地发展了一批“儿童通讯员”。通讯员们具备一定的文字水平,志愿经常报导当时儿童活动的消息。结果,参加的孩子十分踊跃,发展到千名通讯员。

一九四四年九月底,日本南侵,桂林失守,《新儿童》被迫再次停刊。

一九四五年九月,日本投降以后,母亲和杂志社同人回到广州复刊,在刊物上宣传和平民主,触怒了国民党,于一九四六年,广州市国民党当局勒令《新儿童》停刊。母亲把杂志搬回香港继续出版。

经过了几年的战火锻炼,也由于形势关系,《新儿童》回到香港出版之后,编辑思想有了明显的转变和有所提高,内容方面比以前更为接近社会。儿童通讯员大量的发展。好几个地方的孩子自动组织了通讯员联谊会,举行经常性的活动,包括有香港、澳门、广州、南昌、梧州、新加坡等地的通讯员联谊会,而联谊会与联谊会之间,也彼此互相通讯,更发展至东南亚和美洲。其中有一个马来西亚的读者,因为参加抗日,受到当局驱逐出境,到了香港,去杂志社里寻求帮助,结果和母亲及编辑们成了好朋友。

在这个期间,母亲常被一些家长邀请到家里做客,有一年三八妇女节,母亲还被一位参加过大革命的老家长柯麟,邀请到澳门去做客。

而《新儿童》的作者队伍,也在不断扩大,包括了胡明树、黄谷柳、司马文森、华嘉、谢加因和绿渡。

后来,母亲得了助华协会的奖学金,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研究院学习一年,《新儿童》还是照常出版。曾昭森博士把早期出版的《新儿童》,从一卷至八卷的作品,选编了五十种单行本,成了《新儿童丛书》。里面有落华生、贺宜等人的故事和童话集,还有庄泽宣给父母和教师的讲话,还有许多故事、诗歌、常识等等。过去由于编辑需要,母亲用各种化名写了故事、诗歌、常识、翻译等等,收集起来出版,约有二十种。

母亲由美学成回港,继续主编《新儿童》,到了一九四九年,又出版了给年幼的孩子们看的《新儿童画报》。但不到一年,母亲就不再编下去。因为广州解放,她和我父亲回到中国,中国政府为了帮助《新儿童》办下去,出版总署做了决定,用私办公助的方式,刊物的名称和编辑人仍旧,由广西省文教厅负责出版。

一九五九年,我母亲被调离该刊,到中国作家协会广东分会当专业作家,还是以写儿童文学为主。作品被译为英、法、德、西班牙文版本。后又担任了国际笔会广州分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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