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真实意图是通过废立皇帝，树立起自己不可动摇的权威，成为朝廷首勋，以此独揽大权。当董卓提出这个想法后，却遇到了两个硬茬：一个是司隶校尉袁绍，另一个则是尚书卢植。
然而，此时董卓的实力已然难以撼动，二人只能逃离京城。
之后，董卓立刘协正式登基，是为献帝。董卓自拜相国，入朝不趋，赞拜不名，剑履上殿，建立了与帝皇相似的特权。
此时，他在朝廷中的权势已经如日中天。然而，董卓毕竟还是一个武夫，所有政治权谋也不过是些权术和阴谋。大权独揽之后，他开始胡作非为。
董卓仗着军权的威势，滥杀无辜，放纵士兵在洛阳城内劫掠百姓，搜刮财物，奸淫妇女。他还逼杀少帝、鸩杀何太后，专断朝政。
当时有童谣“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反映出人们对他的憎恨。由此来看，董卓的举动实在不算高明。他依靠残酷的高压来稳固地位，但最终也会遭到反噬。
公元190年，各地豪强纷纷起兵反董。董卓迫使献帝迁都长安。191年，董卓被孙坚击败，退守长安。
随着董卓野心的不断膨胀，其残暴跋扈的行为已然使得人人自危。于是，司徒王允设反间计，成功挑拨吕布杀死董卓，董卓全族亦被诛灭。而随着董卓的覆灭，汉末三国军阀割据的局面也由此开始。
纵观董卓的一生，他算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贼臣代表。正所谓“汉之有董卓，犹秦之有赵高”。然而，不能否认董卓还是颇有政治能力，能在乱局之中把握机会，最终成功上位。
正如黄甫嵩的评价：“与民同居，为鸿鹄；入朝为官，便为凤凰。”然而，董卓的暴虐不仁，人心尽失，又是其为人所鄙夷的地方。但总的来说，他还是不失为当时的枭雄。
【第一位西天取经的高僧。#历史#小知识】
那是比玄奘西行早200多年的一代高僧，历经九九八十一难取回真经。
他还是华夏远洋航行的先行者，被认为是早于哥伦布发现洲美的华夏人。他就是华夏第一位到海外取经求法的大德高僧——法显。
法显本姓宫，是东晋时期的一代高僧，出生于今西山临汾。他所在的时代处于十六国时期的乱世，无休止的战争导致生灵涂炭，民不聊生。
法显的三个哥哥先后夭折，因此父母在他3岁时就将他送到佛寺当了和尚。
佛教自公元1世纪汉明帝时期传入华夏后，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得到了很大发展。
西晋时，全国佛寺已有180座，僧尼人数多达3700人。南朝谢灵运的“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慨叹，可以反映当时的情景。
然而，寺庙和僧人增多反而凸显了佛教中的戒律问题。加之传入中国的佛学经典要么残缺不全，特别是由于戒律经典缺乏，使广大佛教徒无从遵循，以致上层僧侣穷奢极欲，无恶不作。
为了维护佛教真理，矫正时弊，公元399年，也就是在玄奘西行前的200多年前，法显大师踏上了远赴佛教发源地天竺求取真经的路途。
当时玄奘西行时是一个29岁的青年，而法显出发时却已经是65岁的老人。就这样，在经历了13年的艰难险阻后，法显途经30余国，行程约5万里，终于在78岁时携经回国。
更值得一提的是，法显大师是中国历史上到达度印并由海上回国且留下记载的第一人。换言之，法显是最早乃至唯一经历陆上丝路和海上丝路的华夏人。
联想到1000多年前的这位高僧，不由得让人对他的精神产生敬佩。
然而，法显大师带回来的并非只有珍贵的佛经，还有一个千古谜题——他很有可能比哥伦布早1000多年发现了洲美大陆。
公元413年，法显大师归国后，他汇总了西游历程，写成《佛国记》一书，又名《法显传》。20世纪初，法国史学界就根据《佛国记》的记载提出了法显早于哥伦布到达美洲的观点。
书中记载，法显走海路归国时，原计划从里斯卡兰登船，经度印西尼亚，然后北上广州回到华夏。按照正常航行状况，从斯里兰卡到达广州只需30天左右，即使遇到意外，50天也足够到达。
这也是法显乘船携带50天口粮的原因。然而，根据《佛国记》的记载，船只整整在海上漂流了100多天，在淡水和粮食几乎耗光的情况下，到达了一个叫耶提婆的地方。
他在那里休整了长达5个月才重新返程，最终回到中国。而这个耶提婆到底在哪里，却成为了最大的争议。
《佛国记》的英文版译者认为耶提婆是今天的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但后来经过学者们的一致认定，这一说法与史实不符。
如果海船飘到爪哇岛，只需10天左右就能到达，但法显乘坐的商船足足漂流了百余日。而我们所熟知的麦哲伦船队横渡太平洋用时三个月左右，时间上是接近的。
在这百余日的航行中，在大风和洋流的作用下，海船很可能飘入太平洋，到达彼岸的美洲。
根据《佛国记》的记载，法显在航行途中曾见到“大浪相搏，焕然火色”的文字，这正是在太平洋深海航行时大浪相搏激发的一种发光现象。
而“圆坨怪异之鼠”应该是近海很难看到的鲸鲨、海豚、玳瑁等深海动物。
在向西航行回途中遇到的“黑风暴雨，天多连阴”，也与北太平洋春夏之交的大风雨吻合。由此推算，在海上漂流100多天后，法显等人很可能到达了美洲。
此后，国学权威章太炎先生也曾撰写《法显发现西半球说》，肯定法显到达美洲的观点。历史学家吕思勉先生于1934年在世界书局出版的《华夏民族史》中也曾认为耶提婆国就是美洲。
此外，20世纪60年代和80年代，湾台学者戴庆三和魏聚贤先后出版了《法显首先发现美洲》和《华夏人发现美洲》两书，都认为法显到达的耶提婆国实际上就是今天的美洲大陆。
由此可见，虽然耶提婆国究竟是何地尚存争议，但《佛国记》中的种种细节却并非无中生有。因此，如果论述为真，那么法显很可能比哥伦布早1000多年到达美洲大陆。
然而，纵观法显大师传奇的一生，他不仅是一代高僧、旅行家、翻译家、探险家，更像是一位拓荒者。
他开拓出一条新的取经大道，让后人沿着他的足迹去寻找佛的源头。在求佛的道路上，他拓荒的精神、不放弃的态度以及对佛教事业的贡献，都值得后人敬佩和学习。
【一口气看完六次成为皇后的传奇女子#历史#小知识#红颜易老】
她是历史上最传奇、最悲催的皇后，一生六次被立为皇后，五次被废。她嫁过两朝皇帝，前半生与“白痴”相伴，命运多舛；后半生却遇到真爱，备受宠爱。她就是传奇皇后杨宪荣。
杨宪荣出身于名门望族。她的一生五废六立，虽然归为皇后，然而皇后的身份并没有给她带来安定，反而让她陷入权力斗争的漩涡，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不仅如此，在那个女性被视为附属品的时代，她还要承受“红颜祸水”的千古骂名，不禁让人唏嘘。
杨宪荣的第一任丈夫是西晋惠帝司马衷，第二任丈夫是前赵皇帝刘曜。虽说从历史结局来看，这两位都算不上明君，且都以惨淡收场，但他们给杨宪荣带来的影响却截然不同。
杨宪荣的人生前半段作为“痴呆皇帝”司马衷的皇后，屡遭废立，饱受苦难。公元300年，八王之乱爆发，晋惠帝司马衷的第一任皇后贾南风被赵王司马伦诛杀。
而杨宪荣的外公因为是赵王司马伦宠臣孙秀的同族，因而得以被立为皇后，这是她的第一次被立。然而，成为皇后对杨宪荣而言却成为苦难的开始。如果她知道自己即将遭遇什么，肯定不希望自己成为皇后。
杨宪荣在做晋惠帝司马衷的皇后期间，正值西晋八王之乱的动乱时期，她和父亲杨全赤都多次差点死于非命。
随着“城头变换大王旗”，司马越、司马颖、司马颙等权臣掌权后，都曾废掉皇后杨宪荣，将其当作立威的工具，甚至司马越还打算杀了她。
第279章 比皇权还猛的世家门阀
后来因为大臣的求情，杨宪荣才幸免于难。在那个时代，杨宪荣身为皇后却十分屈辱，什么人都能随便废掉她。她作为一国之母却没有安全感，性命掌握在别人手中，只能任人摆布，还不如庶民之女。
随着永嘉之乱爆发，刘曜带兵杀入洛阳，将晋怀帝司马炽和杨宪荣等晋朝宗室家眷全部俘虏。就这样，杨宪荣再次被废为囚徒。而她在一次次的废立之中，被消耗了青春和美貌。
乱世之中的皇后又有什么话语权呢？她不过是宗室藩王政治博弈的工具和筹码罢了。她除了听天由命，再无他法。
常言道：“福祸相依。”身为俘虏的杨宪荣，却因祸得福，成为汉赵皇帝刘曜的小妾。刘曜见到杨宪荣后，倍加宠爱，甚至超过了其他所有女子，并将其立为皇后。
这是杨宪荣人生中第六次被封为皇后，也是最后一次。杨宪荣为刘曜生下了三个儿子。出于对她的宠爱，刘曜甚至将他们的儿子立为太子。
在与刘曜恩爱相守11年后，杨宪荣病逝。刘曜耗费巨资为爱妻举行了隆重的葬礼。虽然刘曜在那个时代也并非什么好皇帝，然而对于杨宪荣而言，他却称得上是好丈夫。
杨宪荣在有了刘曜这个依靠后，常常感叹：“真正的大丈夫就应该像刘曜这样，可以保护自己的妻儿。”
然而，也正是因为这句话，她落得千古骂名。据《晋书》记载，刘曜曾问杨宪荣：“与司马家的小子相比，我如何？”
杨宪荣回答：“这怎么能相提并论呢？陛下您是开创国家基业的圣主，而他则是亡国之君。
他连自己和妻儿三人都不能保护，贵为帝王，却让妻儿在凡夫俗子手中受辱。当时臣妾真想一死了之，哪里还会有今天？
臣妾出身高门世家，总觉得世间男子都一个模样，但自从侍奉陛下以来，才知道天下真有大丈夫。”原本这番话也算是实话，白痴皇帝司马衷自然不能与一代枭雄刘曜相比。
然而在后世对杨宪荣的评价中，却因为她身为亡国之后，不仅没有选择为国殉节，反而委身叛军首领并被册立为敌国皇后，既不符合皇后的身份，也不合乎女子的准则，因而饱受苛责。
然而，纵观杨宪荣的一生，乱世之中一个可怜的弱女子又有什么错呢？乱世之中的女子宛如飘萍，生与死绝非自己所能掌控。
回首她的一生，不得不说她与皇后之位实在有缘，虽命途多舛，却也活出了自己的传奇人生。
或许可以这样说，是那个时代造就了她的人生，也是那个时代加深了她的悲剧，而这也是当时所有女性的悲剧。
【一口气看完超越黄泉的世家大族们#历史#小知识#世家门阀】
说到东晋历史，你可以不知道东晋的11位皇帝，但一定不能不知道东晋四大家族。东晋四大家族作为门阀制度最突出的代表，他们轮流掌控着东晋的实际政权。
可以说，四大家族几乎贯穿了整个东晋历史，其家族势力足以与皇权抗衡，甚至超越皇权。即使皇帝也不过是他们手中的提线木偶。本期视频就让我们一起聊聊东晋四大家族。
门阀政治是东晋一朝最大的特色，即皇帝与门阀士族共治天下。东晋影响力最大的世家大族有4家，按照崛起的顺序分别是琅琊王氏、颍川庾氏、谯郡桓氏、陈郡谢氏。
其中，琅琊王氏地位最为尊崇。庾氏承上启下，桓氏以军事著称，谢氏最为风流。在这四大家族中，更是人才辈出，尤以王导、谢安等最为杰出。
更为有趣的是，这4家有着藕断丝连的关系：王导支持司马睿建立了东晋，庾亮因与司马睿的姻亲关系而掌权；谢安因父亲与庾亮是好友，得到了跻身高门的机会；谢家的兴起又与桓温密切相关。
因此，东晋的政治格局往往以门阀执权柄为首，皇帝也不过是表面罢了。琅琊王氏与司马氏“王与马共天下”的说法，便是这一现象的典型写照。
琅琊王氏是和东晋皇族一起登上舞台的，其影响力之大，当时便有了“王与马共天下”的说法。琅琊王氏的先祖可以追溯到秦国名将王翦。
琅琊王氏的开基始祖是西汉的谏议大夫王吉，魏晋时期，王氏得到进一步发展，成为一流士族。当时王家出了两位名人，一是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戎，一是官至宰相的王衍。
而王衍正是王氏在东晋显达的关键人物。西晋末年，中原动荡，王衍为王家谋后路，分遣王家子弟到各地避难。
其中，王导辅佐琅琊王司马睿来到了江东，这一行人便是未来东晋王朝的奠基者。司马睿与西晋皇室关系已经疏远，是个标准的边缘王爷，而王导则背靠当朝宰辅王衍和琅琊王氏的大旗。
因此，在司马睿称帝前，王导和王家的地位和影响力是超过他的。这种君臣倒置的畸形关系，是东晋形成门阀政治的关键因素。
司马睿也明白王家的重要性，所以在他举行登基大典时，甚至邀请王导一起坐上龙椅。王导是东晋朝堂上当之无愧的百官之首，此外，他的堂兄王敦还掌握着东晋最重要的军事力量——荆州军。
王氏兄弟一文一武，构成了东晋初期的基础，因此当时民间流传着“王与马共天下”的说法。东晋皇室自然不愿王氏持续做大，司马睿曾公开讨伐王敦，结果反被王家逼死。
后来继任者晋明帝虽然对王敦案进行了清算，但鉴于王氏的巨大影响力，最终没有牵连王导，反而继续予以重任。
王导死后，虽然王氏的地位大不如前，但在东晋一朝，琅琊王氏始终超脱于其他氏族。甚至东晋灭亡后，琅琊王氏在南朝中一直都是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
王氏的影响力不仅存在于军政两界，在文化圈也是顶级存在。王导本身就是清谈名士，擅长书法，很受世人爱戴。
王氏在这一方面人才济济，大名鼎鼎的王羲之、王献之便出自这一时期。整个东晋，王氏与司马氏联姻近30次，几乎所有氏族都以与王氏联姻为荣。
周旋于皇族与士族之间的外戚庾氏，在东晋初期并不入流。好在他们南下比较早，资历比较老，又出了庾亮这样的实干人才，这才跻身东晋四大门阀之列。
庾亮的妹妹庾文君是晋明帝的皇后，他凭借外戚的身份进入政坛。晋明帝死后，庾文君升格为太后，将朝政皆委托给庾亮，庾亮就此成为东晋王朝的实际掌权者。
庾亮很想有一番作为，可惜眼高手低，得罪了不少实权派，最终引发了苏峻之乱。叛乱虽然被平息，但给东晋和江东造成了巨大损失，始作俑者庾亮难辞其咎，他主动辞职转任地方。
庾亮虽然离开了中枢，但他没有放弃军权，始终将东晋军中最重要的荆州军握在手中。庾亮谋划通过北伐赚取功绩以重新回到中央，然而他在军事方面并无天赋，最终寸功未立，含恨而终。
庾亮死后，他的两个弟弟庾冰和庾翼继承他的遗志，两人均有一定才干，陆续回归中央，在东晋朝廷继续维持着庾氏的影响力。
可惜庾文君的儿子晋成帝英年早逝，为了保住外戚的身份，庾氏拥立晋成帝的二弟司马岳为新帝。然而天不佑庾氏，司马岳也只当了两年皇帝便去世了，庾文君没有其他儿子可立。
晋成帝的长子司马丕成为东晋王朝的第五位皇帝，庾氏的外戚身份失去了护身符的作用。接下来两年，庾冰和庾翼先后去世，庾氏人才凋零，逐渐退出了一流门阀的行列。
以军事起家的强力门阀桓氏，起点比庾氏还要低，但在军事方面却甩出庾氏好几条街，就此奠定了桓氏的门阀地位。东晋桓氏发迹于桓彝，他的儿子桓温将家族发扬光大。
桓温文雅望重，又颇有名士风范，在名士圈里很受好评，其曾有句名言：“男子不能流芳百世，亦当遗臭万年。”
由此也能看出他的气魄和野心。作为少有的军事人才，桓温被健康士族推出来接替庾氏在京军中的势力。
桓温证明了自己绝对是水平之上的军事统帅，他数次北伐，在时隔数十年后，再一次将晋军带到了关中，同时他还平定巴蜀，将属地纳入东晋朝廷之下。
在桓温的领导下，晋军逐步获得了对外战场的主动权。说是功高震主绝不为过，桓温志得意满，慢慢有了对司马氏取而代之的想法。
其他士族却不想看着桓氏一家独大，以谢氏为代表的建康士族表面上对桓温推崇备至，私底下结成同盟，对抗桓温对皇权的侵蚀。最终桓温病逝，篡位之事也就不了了之。
继桓温之后，领导桓氏的是他的弟弟桓冲。这是位忠厚之人，既不支持兄长的篡位之举，也看不惯建康士族的奸诈。桓冲实行了战略收缩，紧紧攥住荆州的军权，不参与建康方面的是非。
桓冲死后，荆州军被东晋朝廷收回，桓氏进入低潮期。
然而桓温的儿子桓玄逐步崭露头角，他野心很大，妄图恢复父亲的荣耀，最终他重新掌控了荆州军。
桓玄随后举兵反叛，攻陷建康，建立桓楚政权。这个政权只是昙花一现，很快被北府军出身的刘裕剿灭，桓氏也就此灰飞烟灭。
东晋王朝最后的风流陈郡谢氏，是唯一在人才储备上可以同琅琊王氏相提并论的门阀，后世人们也常常以“王谢”并称。谢氏的起点比王氏稍高，但也仅是稍高而已。
东晋之初，谢氏是一个纯粹的儒家文士家族，到了谢安这一代，人才出现井喷。
谢安与谢玄、谢石等共同支撑起了东晋朝廷的半壁江山。谢氏的崛起和桓温的提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尤其是在军界也积累了大量的原始资本。
淝水之战成为谢氏的巅峰，谢安坐镇后方统摄全局，其侄谢玄、谢石等率军迎敌，最终以8万北府军击败了前秦的80万人马。
随后，谢氏组织北伐，收复了包括洛阳在内的黄河以南大片领土，其功绩已然盖过了桓温。当然，谢氏强过桓氏的一点在于，谢氏深知“月满则缺”的道理。
赢得盖世之功后，谢氏逐渐主动脱离权力核心圈，这让他们在后来的桓玄之乱中没有成为主要打击目标，得以保存元气。
东晋灭亡后，谢氏如同琅琊王氏一样，继续延续着自己的辉煌，尤其是在文学方面，谢氏可称南朝第一。例如，被称为“大小谢”的谢灵运和谢眺，堪称唐诗的先驱。
众所周知，中国历史上真正的贵族仅仅出现在从东汉到南朝的这段时间内，而东晋则是贵族文化的巅峰。
然而，随着侯景之乱对门阀势力的毁灭性打击，加上隋朝建立的科举制度，当以学问应试选拔人才成为主流后，以门阀制度为根基的世家大族彻底衰落。
正如唐朝诗人刘禹锡所写的那样：“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曾经显赫一时的王谢大族，最终也融入了寻常百姓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