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纸上还说……石达开甚至有派遣学子远赴欧美留学，师夷长技之议。”
“大哥请看，”李鸿章翻到另一版，“这报纸上还将大学堂与公务员考试的试题试卷刊载出来了，往后福建士子所学，所考，便是这些。”
李瀚章看着那些充斥着天文、地理、格致、算学，却不见多少“之乎者也”、“子曰诗云”的试题，不由怒火中烧，感觉斯文扫地。
“荒谬！荒谬绝伦！”
“如此轻视圣贤之道，一味崇尚洋夷奇技淫巧，此乃舍本逐末，数典忘祖！石逆以此惑乱人心，迟早自食其果！”
那最后的“富国强兵”，他已无需再问。
无非是整军经武，打造一支更强大的军队，其目的不言自明。
“对了，”李瀚章忽然想起一人，“那位广信知府沈葆桢，报纸上可提及他的下落？”
李鸿章语气复杂，带着一丝难以掩饰的酸意：“我那同年……如今已是伪职显要，据闻掌一部之权，堪称‘吏部天官’了。其子沈玮庆，亦因献福州城门，颇得石逆信重。”
沈葆桢与李鸿章都是1847年的进士。
而那一年，被称为“道光丁未科”，因出了众多晚清名臣，在后世被称为“清末龙虎榜”。
除了李鸿章、沈葆桢二人之外。
状元张之万，后官至东阁大学士。
同榜的沈桂芬，亦至协办大学士。
尚书中更有庞钟璐、徐树铭等。
侍郎有郭嵩焘、刘有铭、广凤。
总督则有李宗羲、沈葆桢、何璟、马新贻，一共四人。
巡抚有鲍源深。
布政使有孙观、黄彭年、林之望、李孟群、刘郇膏，共计五人。
这还只是统计了有名有姓的，该科231名进士中，做到知府、道台的更是一大批。
值得一提的是，状元张之万还有个族弟，名叫张之洞，亦是日后洋务重臣。
为何这一榜如此人才辈出？
原因无他，时代使然。
道光二十七年，鸦片战争的炮火硝烟散去未久，清廷虽未彻底醒悟，却也隐约感知到变局，知道需用能办实事之人。
考官选人的标准悄然变化，不光看文章辞藻，更看重经世致用的见解。
李鸿章、沈葆桢这些人的策论文章，都带着强烈的经世思想与务实色彩，考官一看便知是干实事的料。
而且，这帮人考上进士没几年，太平天国风暴便席卷而来。
战争是最好的试金石，也是最快的升官通道。
时势造英雄，莫过于此。
也正是在这么一个大时代中，眼看着自己的同年一个个都飞黄腾达，手握重权。
他李鸿章却因守制、谗言、兵败而蹉跎岁月，至今仍是白衣之身，寄人篱下，心理压力如何能不大？
抱负不得施展的苦闷，如何能平？
而此时，李瀚章听到沈葆桢的境遇，不由冷哼一声，既是鄙夷，亦是告诫：
“哼！沈幼丹此人，辜负皇恩，更负曾中堂期许，投身逆贼，官再大，也是乱臣贼子，青史之上，必遭万世唾骂！”
他看向神色复杂的李鸿章，语气转为严厉：“少荃，你万不可学他！”
“一时困顿算不得什么，守住臣节方是根本。”
“我已向中堂详细禀明你的近况与才干，中堂已有示意，待江西局势稍定，便让你入幕一见。”
“想来，也就是这旬月之间的事了。此乃你重振旗鼓的良机，定要把握住！”
李鸿章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喜色与期待。
能入曾国藩幕府，接触核心军务，参赞机要，对他而言无疑是绝处逢生，柳暗花明。
回乡守孝、辗转奔波的经历，已让他深刻认识到，在这纲纪崩摧的乱世之中，空有文章经济不足以济事，掌握实实在在的兵权，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才是立身之本，进身之阶。
湘军，无疑是当下朝廷赖以维系的中流砥柱，亦是汉人力量崛起的象征。
然而，一个更深的念头在他心底盘旋不去，这正是他反复阅读那些被视为“毒草”的《光复新报》后，结合自身对朝局敏锐观察得出的隐忧。
朝廷，终究是满洲亲贵的朝廷，对曾国藩这等手握重兵、功高震主的汉臣，猜忌与防范之心岂能轻易消除？
鸟尽弓藏，兔死狗烹，乃是历史常态。
《光复新报》虽是逆匪之言，但其中一些关于清廷权术、满汉藩篱的分析，却往往一针见血，戳中要害。
朝廷会坐视湘军一枝独秀，尾大不掉吗？
绝不会。
制衡之术，乃帝王心传。
而要制衡日益强大的湘军，最好的办法，无外乎“以汉制汉”。
在湘军系统之外，再扶持一支听命于朝廷的汉人武装力量。
这支军队，或许可称“楚军”，或许……可名“淮军”！
这个念头如同野火，在他胸中悄然点燃。
他低下头，掩饰住眼中闪烁的光芒，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那份《光复新报》，轻声道：
“大哥教训的是，少荃明白。静候中堂召见便是。”
第296章 天下未有之变局
福建的剧变，如同投入晚清这潭死水中的巨石，激起的涟漪正迅速扩散至全国的每一个角落。
不光是寄居南昌、伺机而动的李鸿章在密切关注。
身处江西前线，肩负剿匪重任的曾国藩，其对福建动态的关注，远比外界想象的更为深切。
那些从福建传来的，关于“大兴工业、文明进步、富国强兵”的喧嚣言论，他初时并未十分在意，视为石达开收拢人心的蛊惑之辞。
在他看来，这不过就是与太平天国的“拜上帝教”异曲同工，不过是换了个更具迷惑性的外壳。
但随后传来的消息，却让他脊背发凉。
那些所谓的“文明进步”，兴建新式学堂，创办福州大学堂，在他这位理学儒臣眼中，固然是些惑乱人心、标新立异之举，冲击圣贤之道。
但尚不足以从根本上动摇他的信念体系，他自信以湘军的“朴诚”和“忠义”，足以在精神上压倒这些“异端邪说”。
真正让他坐卧不安、如芒在背的，是洋人的态度。
根据多方探报，那些唯利是图的西洋各国，非但没有因光复军的“叛逆”身份而与之划清界限，进行封锁抵制，反而在石达开主动开放港口、承诺通商，甚至大胆引入外国资本之后，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与合作意愿。
一艘艘悬挂着米字旗、三色旗的远洋货轮，正络绎不绝地驶向福州、厦门、泉州，卸下的不仅是各类工业机器，更有成箱的军火。
这彻底动摇了曾国藩根深蒂固的理念。
他一生笃信“制胜之道，实在人而不在器”，强调军队的精神力量和纪律性远胜于武器装备。
他曾以此反复训导急于为吉字营购买洋枪洋炮的弟弟曾国荃，并以麾下猛将鲍超的“霆字营”为例，证明没有洋枪洋药，一样能屡当大敌，所向披靡。
然而，此一时，彼一时。
面对武器日益精良、战术思想亦显迥异的福建光复军，以及他们背后若隐若现的西方技术支持。
曾国藩内心深处那套依靠“忠义血性”、依靠传统营制就能克敌制胜的逻辑，开始出现了动摇。
在昏暗摇曳的烛火下，他仿佛再次看到了那个用兵狡诈、奇正相生，曾在湖口、九江将他逼得羞愤投水自尽的石达开的身影。
与太平军作战，湘军的勇猛与纪律确实能弥补武器的部分差距。
可面对同样开始系统化学习西方，并试图自行“造器”的光复军呢？
湘军还能凭借旧有的模式与之一战吗？
福宁府十万清军在短短时间内近乎全军覆没的残酷事实，像一个冰冷的答案，告诉他——
不能！
湘军的战力虽远胜过福宁府那十万多只战力糅合而成的杂牌军。
但光复军在历经一系列的军改，以及大规模普及火器火炮之后，其战力已然发生质变。
如果湘军仍然固守陈规，满足于现有的装备和战术。
那么未来两军若相遇，其差距，恐怕将不再是勇悍与纪律可以填补，而是犹如天堑鸿沟般的“代差”！
他此前一直抗拒从洋人那里购买火器。
不是他真的迂腐到看不见火器之利。
恰恰相反，正是因为他太清楚火器，尤其是先进连发火器对于过去依赖城墙、阵型和个人武勇的旧式战争的彻底颠覆性。
一旦火器在中国普及开来，即便他侥幸快速扑灭了太平天国之乱。
但往后呢？
在火器流散到地方，民间亦可能掌握之后，任何一座城池将不再能成为割据势力的可靠屏障，任何一次民变都可能演变成无法收拾的武装冲突。
届时，他苦心孤诣想要守护的清王朝统治秩序，将会以远超他想象的速度加速崩塌。
这是一种深沉的、基于维护现有体制的恐惧。
可现在，光复军的出现。
石达开毫不避讳地拥抱西洋技术，尤其是军事技术，并以此取得了骇人战果。
这迫使曾国藩内心的固有观念和恐惧，被另一种更迫在眉睫的危机感所覆盖、所动摇。
若不能迅速掌握同样的力量，莫说维护朝廷，就连他自身和湘军的存亡都将成为问题。
更让他忧惧的是，光复军不仅在购买军火，更在大规模兴办实业，意图学习西方自造军火！
这已超越了简单的武器优劣之争，触及到了他一直回避的“道”与“器”关系的根本层面。
若让其在福建站稳脚跟，建立起一套完整的近代军事工业体系，形成“造器—强兵—扩地—再造器”的循环，其势将如滚雪球般再难遏制。
想到此，曾国藩再也无法安坐。
“师夷长技以制夷……”
曾国藩提笔蘸墨，在一份奏折上沉重地写下开头。
他必须说服朝廷，正视这千年未有之变局。
他详细剖析了光复军借助洋器可能带来的巨大威胁，笔锋沉痛。
“……臣窃闻，西洋诸国所长，多半在于奇巧之器，尤以坚船利炮为甚。近年来与粤匪周旋，亦觉其枪炮确有裨益，不容全然漠视。”
“今观福建石逆所为，虽多倒行逆施，悖逆圣道，然其‘大兴工业’、‘文明进步’、‘富国强兵’之口号下，所行之事，如广开学堂译介西书，设厂造船制械，确有其……狡黠进步之处，非以往流寇可比。”
“若任其坐大，与洋人勾连日深，恐成朝廷心腹大患，非仅东南一隅之祸也。”
在奏折中，他提出了两条核心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