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士和听闻陛下的派遣，眉头一挑，满脸喜气，立刻俯首说道：“臣定当尽心做事。”
给万国做志书，是一件青史留名的大事，而且要纳入大明会典之中，这是一份天大的功劳，皇帝把这个活儿派遣给了万士和。
第二天清晨，万士和就上了一本奏疏，让廷臣们再次刮目相看，万士和敲定了国情汇总的几个原则。
首先是系统性原则，三级指标去衡量一个海外藩国的能力。
第一级指标为基础国力、消费能力、贸易能力、军事能力和海贸能力，在每一个基础国力的指标之下有四个二级指标，比如：基础国力分为自然禀赋、人口状况、教化、水马路驿；消费能力分为了消费结构、消费水平、市榷数量、良港容量。
这种分级法是系统性原则，只需要看一张表，就可以了解这个国家的基本概况，进而在制定对这个海外藩国政策时，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其他原则包括了风险性原则、实用性原则、可行性原则等等，比如风险性原则，主要就是考虑与其贸易的风险，当地基础国力孱弱，消费能力薄弱，贸易无特产必须，军事能力强横，海寇众多，就可以排除在外。
经过综合评估后，大明将会对海外番国分为三个等级，藩国、友邦、敌国。
比如琉球就是藩国，泰西的红毛番佛郎机就是友邦，而倭国就是敌国外患。
如果这本国情汇总真的做成了，对于大明开海有着重要的意义，至少这些开海的商贾，必然要人手一本，可以为前途未知的海贸之事，多几分确定性。
“万太宰办事，果然是利索。”朱翊钧对万士和的办事能力，做出了高度的赞赏，日后这些小国修自己国家的史书，必然要参详万士和的这本《海外藩国志》，那么万士和就有了定义别国历史的权力。
定义过去，就可以定义他们的未来。
让朱翊钧格外意外的是，张居正这次的夺情回朝，风平浪静，根本没有引起任何的波澜，朝中没有人上奏，说张居正夺情起复是不为人子的不孝，毕竟相比较张居正的孝顺，自己的命似乎更重要一些。
这皇帝，杀孽太重了。
而张居正被夺情起复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主持了遴选官考，即便是张居正的考卷很难很难，但依旧比陛下那套题要简单太多了，第二件事，则是给肆无忌惮的稽税院套上了枷锁，即便这个枷锁并不是十分的牢固，可有总比没有强的多。
稽税院的前身是镇抚司稽税房，镇抚司隶属于锦衣卫，而锦衣卫这个衙门，是唯一一个既是外廷也是内廷的衙门，这种特殊性就注定了锦衣卫凌驾于文官之上，在大明两百年的历史长河中，锦衣卫即便是最为虚弱的时候，也是在宫中大珰之下，仍在百官的头上作威作福。
张居正主持的稽税院文官监察，这个枷锁不牢固就不牢固在这里，它建立在皇帝对张居正的高度信任之上，需要时间去实践，而后慢慢沉淀为一种常制，一旦皇帝对外廷大臣不再信任，这种监察就是可有可无罢了。
但，仍然是，有，好过于没有。
朱翊钧坐在太师椅上，手里拿着一份格物院的杂报，看的津津有味，这是格物院格物博士耿定向和焦竑二人一起写的文章，名字叫财富说，主要就是讨论财富到底是什么。
“陛下，先生到了。”张宏低声提醒着陛下。
“宣。”
朱翊钧在张居正见礼之后，将手中的杂报递了过去，张居正看了许久，十分认真的说道：“一篇雄文。”
耿定向和焦竑二人，是不适合当官的，但是在皇家格物院里，却能人尽其才，这篇文章写的很好，算是回答了大明聚敛兴利的当下，一些社会问题。
朱翊钧颇为兴奋的说道：“焦竑问耿定向：财富究竟是什么呢？”
“耿定向说：财富就是价值的具体体现，比如土地、金属、谷物、织物等等实物之外，还有地契、债权、帛币等等可以变现的虚物，而真实存在的实物和广泛认同的虚物之外，还有财富吗？”
“焦竑回答说：不能用金钱去衡量的学识、技艺、修养、道德，也是财富的一种。”
只有钱是财富吗？在焦竑和耿定向的讨论中，显然不是如此的定义，能够衡量价格的是财富的一种，而不能衡量的个人经验，也是财富的一种。
大明的政论，十分喜欢用弟子询问，师长回答的格式，这篇财富说，也是如此，而且总结的十分到位。
张居正看着杂报，啧啧称奇的说道：“诚如是也，在外则是人与人之间的普遍联系，而在内，学识、技艺、修养、道德等等形而上的对万物无穷之理的认知，则是人的性，人的本真。”
根据张居正的矛盾说，人分为了内外两种定义，在外，人是一切关系的总和，而在内，人自己本身的定义，就是对无穷之理的认知。
基于丘濬劳动价值论中，对于劳动的定义，焦竑和耿定向定义了价格。
人们为了得到一种商品而愿意拿出的货币数量，被称作该物品的价格。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如果一件物品的所有者以一定能得到的价格卖掉该物品，这个价格就称作时价。
这是有着极为现实的指导意义，而且大明帛币交易行的存在，证明了焦竑对价格的定义。
价格不等同于价值，帛币涨得再高，也高不过一艘五桅过洋船的价格，因为价值决定了价格，价格的锚定来自于价值。
“这师徒二人，大胆的很。”朱翊钧指着杂报说道：“焦竑问：人们会为了无用的东西而定价吗？耿定向说：对人没有任何效用的事物都不会被定价。”
“焦竑再问：宋徽宗的《竹禽图》真迹，一张纸而已，可是它的价格，却是封疆大吏，郧阳督抚，甚至可以作为庆贺陛下大婚的贺礼，作价十数万银之多，这无用之物有定价，而且是天价，甚至比五桅过洋船价格还要高，这又是为何？”
“耿定向教训说：《竹禽图》怎么没有效用，人无我有，就是有炫耀的效用，效用是满足人的需求，无论是爱好还是虚荣，都是需求。”
这一段问答，可谓是胆大包天，攻讦当朝元辅太傅收受王世贞的贿赂，攻讦大明皇帝贪财，收朝臣的贺礼。
张居正自然看到了这段，他也不恼怒，这俩人不在五行之内，是格物博士，格物博士不涉政务，也是格物院立院的根基。
张居正笑着说道：“《竹禽图》是有价无市罢了，但耿定向所言有理，人的需求，不仅仅是衣食住行，还有心中的抱负得以展布，这也是需求，只要满足了人的需求，无论是衣食住行还是虚荣，都是有效用的。”
张居正从来不否认自己收受贿赂，他从来不是那种完美无缺的圣人，他是个循吏，只要能做成事，方法和手段，都是过程，张居正非常重视结果，更加不客气的说，高启愚现在还活着，没被张居正给弄到政治死亡甚至是物理死亡的地步，完全是高启愚真的有用，能出使泰西，能翻译泰西舶来书籍。
有利用价值，那在张居正这里，就算是个人，物尽其用，人尽其才。
恰好，朱翊钧也重视循吏，说得天花乱坠，不如办一件实事儿，周良寅这等贱儒，到了大宁卫垦荒之后，朱翊钧看周良寅都眉清目秀了起来。
形而上的认知当然重要，可是形而下的实践，也极为重要。
“所以，价值无论是使用价值，还是交换价值，价值的根本是需求，是对人的效用，而创造能够满足人们效用的商品，就是生产。”朱翊钧对生产的定义十分认可。
财富说讨论的内容为：财富的真正本质、价格和价值之间的关系、关于取得财富即生产过程中，所必须克服的困难、关于在社会各成员间分配财富的过程和顺序、关于使用财富的可能途径、关于这些情况所分别产生的结果等问题，这就是耿定向和焦竑这篇雄文的内容。
而且以王崇古督办的永定毛呢官厂进行了讨论，这是一个极为现实而恰当的例子。
财富说的第一篇只有短短千字，只是讨论到了生产的定义，围绕着定义展开，即便如此，仍然是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大明在这之前，只有景泰五年二甲第一进士出身的丘濬，对劳动、价值、财富的根本进行过讨论，这之前和之后，再无人问津，大明对穷民苦力劳动意义的讨论缺位，也是大明亡国的原因之一。
这种缺位，是因为忽视，甚至是藐视。
一群刁民，能翻起什么浪来？即便是大明的建立，就是这么一群刁民筚路蓝缕开辟而来。
现在终于有人讨论起这些内容了，而且还刊印在了杂报之上，大明要善待穷民苦力，绝非是口头上说说而已，而是在完善理论和注重实践的并行下推动这一风力舆论。
一个小黄门急匆匆的走了进来，脚在门槛上绊了一跤险些摔倒，将一本钉着一块白布的奏疏交给了冯保，冯保看了一眼封面，放在了陛下的面前，面色悲痛的说道：“陛下，山东巡抚凌云翼送来了讣告，前都察院总宪葛守礼，病逝了。”
葛守礼病了一段时间了，这个憨直的臣子，终究是没有逃过时间的催促，永远离开了大明。
朱翊钧一时之间有些愣神，在葛守礼致仕的时候，朱翊钧就已经意识到了，下一次收到葛守礼的消息，大抵就是讣告，这本讣告突然出现，让他略显有些措手不及。
相比较杨博是君子还是小人，还需要辩证的去讨论，葛守礼并不是个小人。
在万历初年，葛守礼的任务就是防止张居正僭越主上威福之权，甚至对张居正造成过伤害，高启愚的事儿，还是葛守礼给捅咕到文华殿上的。
在主少国疑之际，葛守礼很好的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在张居正丁忧守孝之后，葛守礼以年迈多疾，选择了致仕。
朱翊钧愣愣的说道：“赠太子太保，着礼部拟定谥号奏闻，官葬恩荣，葛公就这么走了吗？”
葛守礼出身山东，作为朝中明公，兖州孔府及其爪牙大案中，葛守礼的葛氏并不在清理的名单之上。
“陛下节哀。”张居正大抵可以理解陛下的失神，葛守礼是陛下很熟悉的大臣，生老病死，人之常情。
朱翊钧回过神来，忽然开口说道：“先生赠一篇墓志铭吧。”
“臣遵旨。”张居正险些被噎住了，一时之间有些茫然，陛下已经全然成为了一个政治生物，一个十六岁的政治生物，即便是葛守礼这种熟悉的大臣离去，皇帝也是从政治的角度去衡量思考得失利弊。
张居正赠葛守礼墓志铭，等同于说，二人之间并无龌龊，葛守礼当初对张居正的攻讦，是张居正本人授意所为。
这是政治衡量的结果。
皇帝这个怪物，是张居正亲手培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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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百二十五章 至此，只是人间君王
一个可怕的政治生物，对于国朝是有益的，因为他权衡利弊的立场是站在了国朝这个最大的集体利益之上，而皇帝需要成为一个不顾个人荣辱的政治生物。
一个克终极难的阴影，还盘旋在了张居正的心中，他希望皇帝能够劳逸结合，一味的勤政，会倦怠的，张居正也犯过懒。
而不务正业的朱翊钧，在张居正回朝后，又开始了自己的不务正业，对于朝堂这个中枢而言，张居正处理政务的效率，远超过了吕调阳，这让朱翊钧也轻松了许多。
一切的一切都在有条不紊的进行着，而朱翊钧在文华殿偏殿的不务正业，也有了新的进展。
历时四年，在皇帝鼎力支持下，钦天监和皇家格物院共同编纂的《万历历书》共计一百八十三卷，正式完成，皇家格物院院长朱载堉将历书整理完备，准备进献给陛下。
就在《万历历书》完成的消息传出之后，大明的儒学士们第一次陷入了迷茫之中，是反对还是不反对？
如果要反对，就要言之有物，否则轻则被皇帝训斥，重则被流放到边方去垦田去，周良寅现在还在会宁卫吃沙子，所以要反对，就一定要证明对方是错的，这才是问题的核心和关键。
证明朱载堉是错的，这件事真的很难。
上一次皇家格物院落成的时候，大气压的实验，大明儒学士们已经挨了一次打了，那一巴掌抽的儒学士们现在脸还疼的厉害。
皇家格物院是一个极其侧重实践的地方，朱中兴那句‘行之者一，信实而已’还在皇家格物院的大门前放着。
格物院编纂的历书，那肯定是进行了大量的实践，一旦皇帝准许颁布，那就会成为大明新的历法，如果历法不准，那朱载堉这个宗亲，一定会被口诛笔伐，朱载堉如此有信心，显然是有大量的实践在内。
儒学士们还是打听过皇家格物院的消息，比如朱载堉在天文学里，一直在研究光的速度。
当年朱翊钧偶尔提起的问题，成为了朱载堉毕生追求的目标，光是有速度的，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土星的卫星，不会精准的出现在它应该出现的地方，而是会有一些延迟。
可是测算光的速度，是一个巨大的难题，朱载堉始终没有太好的思路去测算。
而研究光的速度，对于大明的儒学士而言，实在是太难理解了。
在一部分儒学士的眼里，朱载堉和嘉靖年间那些个道士并没有什么差别，只不过那些道士追寻的长生之路，终究是个虚妄，而朱载堉的研究，却是万物无穷之理，而且是有大量实践证明过的道。
如果不反对的话，又有些不甘心，大明历法大统历，其实就是胡元时候的授时历，已经用了近三百年的时间，这里面有利益之争，涉及到了兼并之事。
在万历年间，历法不仅仅是一个日常使用的工具，而是一个政治工具，比如朝鲜每年都要到大明朝贡，从礼部领取大明的历法一百套，而后到朝鲜翻印，原版只有朝鲜的顶层才能使用，是一种特权。
这个过程中，对于天文历法，顶层的贵族完全掌控。
在万历年间，天学是皇权的一种象征，也是皇权成立的一个必要条件。
改变历法，是大明新政推行到现在的一个标志性事件，这代表着皇帝将会彻底挣脱传统礼教的束缚，成为人间至高无上的君王，这是儒学士们绝不愿意看到的剧情，但它正在缓慢而坚定的发生。
反对，还是不反对，这是一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儒学士们，选择了馁弱，他们指望大明礼部和都察院能够发力，反对皇帝的离经叛道，胡作非为。
首先是礼部没有发力，礼部尚书马自强上了一份贺表，算是代表礼部做出了表态，至于其他礼部官员的表态，不代表礼部。
而都察院的科道言官，则统一沉默了下来，平日里泄泄沓沓的言官，这次出奇的安静。
因为都察院的两个总宪，海瑞和李幼滋明确表态，不会参与到这件事中，如果实践检验，新的历法准确无误，那么都察院会默认，如果实践出现了问题，新的历法出现了日食月食，当食不食，那么都察院会发挥自己的作用。
礼部和都察院沉默下来，马自强对礼部掌握不太足够，可是再加上万士和，那么礼部所有人都选择了闭嘴，万士和这个家伙，现在的确不太好惹，连张居正在某些时候，都会被万士和噎住。
万历六年七月初七，皇家格物院选了个良辰吉日，呈送了大明新的历书。
大明旧有的历法《大统历》已经完全不能用了。
东汉天文学家刘洪认为，校历之要，要在日食，同时元代陆地神仙郭守敬也曾如此描述，历法疏密，验在交食。
就是说，历法准确与否，用日食和月食的推算准确度为标准。
而大明旧有的历法《大统历》已经当食不食，不食却食，大明的礼部也非常为难，根据祖宗成法，当日食和月食的时候，要行日月食救护之礼。
在当下大明的天学中，通常将日食和月食认定为上天示警，昭示着人间政治的阙失，对市井小民来说，这种恐慌尤甚，而救护之礼，就是为了缓解这种惶恐的情绪。
可日食和月食无法准确推算，这种礼法，通常会被渲染为朝廷失道。
日食，则从天子救日，各以其方色与其兵，与天同者大治，与天异者大乱。
比如在正德九年，江西巡抚陈洪谟就上奏过皇帝，说江西地面，八月一日发生了日食，大白天的太阳消失，满天星辰，而发生的极为突然，未行救护之礼，结果天地昏暗，人兽惊扰，咫尺之间，不能辩明，后十月有邪徒以日食鼓噪，祸乱东南，请求武宗皇帝能够修德行。
到了嘉靖三十二年，徐栻上了一道《元旦日食修省疏》，就说：该日食的时候不日食，不该日食的时候日食，而日食为异食，在大年初一出现日食，尤为尤异，臣民见到，都觉得的忧惧，请求嘉靖帝躬身修省，关切时政以消除灾变。
大明的《大统历》不准导致救护之礼不能推行，甚至给社会造成了民乱这种危急，这是大明朝廷和地方势要豪右都不想看到的局面，民乱起来，这些势要豪右家里的土堡就是再坚固，疯狂的乌合之众，也会横扫这些坚固的堡垒。
礼部非常为难，一旦有日食和月食不准确，压力就会完全施压到礼部的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