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代表的公文包穿越了 第66节

电话那边停顿了一下,再出声的时候就变成了左凯的声音:

“周博士,不是挖去上电,我们想,注册成立一个公司来搞磁片存储器……”

周寿宪瞪大眼睛。左凯那边还在继续说,他的语速可比梁英快多了,但是其中的内容周寿宪还是能清晰听明白的。但周寿宪越听越感觉不对劲,最后他终于忍不住用喊到破音的音量吼道:

“我的天呐!!你们在上海……居然拉到了——”

“风!!!”

“投!!???”

……

风投,风险投资,这个词周寿宪在美国留学和工作的时候听过,回国之后他还以为会彻底和这个词告别了呢。

但是现在,魔幻的一幕发生了:回到中国,风投仍然找上门来了。

现在仍然可以注册民营企业,尤其是少雇工的“小微企业”注册尤其方便。中央最近开始越来越多地说到过渡时期总路线,就包含了对这个的定义。但周寿宪记忆中的新注册民营企业最多的是饭馆,其次是小买卖商店。他听说上海注册的民营企业路子比北京野,但没想到野到这个程度。

——不过这个行业,注册民营企业确实是可以的……

拿定自己创业这个主意的人是左凯,梁英嘛,左凯做通了他姐姐左艳的工作,左艳再说服了他老公梁英,就成了。

左艳有工作,工厂效益还不错,所以即使梁英辞职出去“浪”,家庭开销应该也不会发生困难。至于左凯,二十四五岁的未婚小伙子,一人吃饱全家不饿。

再说,他们现在真的拉到了投资,不用自己掏生活费咬牙死扛。这后来被记载为“新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的第一次风险投资记录”。

愿意向他们投资的是吴志逵。

吴志逵是吴蕴初的儿子。吴蕴初,中国氯碱工业创始人、第一个国产味精厂的创始人、上海天原电化集团创立者,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的“化工大王”。

吴老先生建国后曾任上海市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全国工商联筹备委员,同时还是民主建国会的中央委员。老吴1953年逝世,在逝世前立遗嘱,把他的产业帝国全部交给了国家,只给自己的子女留了少许生活费让他们“不至于穷困潦倒丢我老吴的面子”。

吴志逵本人是化学硕士、高级工程师,本来其实不需要老爹留生活费。而化工大王所说的“少许”生活费,大概就是……足够吴志逵投资开一个高新技术公司,而且连续烧钱烧一两年都没问题。

第六十章,浦西数据存储公司

左凯这小伙子的动作很快,周寿宪在电话里答应下来去上海入伙公司,这时候左凯申请的专利已经进入核验阶段;周寿宪办好停薪留职和各种手续来到上海,左凯注册的公司已经开张了。

当然,动作这么快另一个原因是吴志逵的资金到位得也很快。

公司的始创人员三人:梁英、左凯、周寿宪。协助做事的外围人员还在招聘,办公室和实验、试制场所也租好了。为了节省费用,公司先不买计算机,要用的时候去上电的计算机中心或复旦“蹭机”。

周寿宪在办公地点的楼前看到了新公司的牌子:

【浦西数据存储公司】

除了中文,还带上了英文名的缩写,三个大大的字母:

PWD

……

“在离开北京之前,我特地做了一圈市场调研,今后中国计算机的发展前景将会超乎很多人的预料。”

三人小组正式工作的第一天,周寿宪给其余两人讲现在国家政策和北京的计算机市场情况。

“中央很明确地表示了,电子计算机和数字信息产业是当今世界的前沿科技和前沿工业,要重点扶持和大力发展。中央也下发了通知,说各省份,尤其是经济条件好的沿海发达省份领导应该意识到这一技术发展方向对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重要性,不要让自己的工作落后。在上海呢,我看上海市政府已经领悟了中央的这个精神,上海市政府采购的计算机就已经有七八台了。”

左凯:“今后还会更多。正因为上海市政府订购了很多计算机,上电卖出去22台计算机,有三分之一是上海市政府买走了,所以上电集团正在推出适合公务信息处理的计算机,叫做沪升-2300,只有2300个晶体管,特别廉价,但是能帮政府统计和处理数据。”

周寿宪:“信息处理计算机这条路子很宽。上电看样子要走通用计算机廉价简配化的路子。北电他们是在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通用计算机的高速化,一个是能高速高效率进行某种特定数据处理的计算机,在我看来,用于政府统计和数据处理的简配计算机我们的市场是最大的,因为这种使用方式对计算机的运算速度真的要求不高,但对计算机的数据存储能力要求很高。上电的这个沪升-2300听说特别便宜?”

左凯:“已经出价格了,才沪升一号的三分之一。不过这个价格不包括打印机。等这种计算机发售,咱们公司都能买一台。”

周寿宪:“三分之一的卖价就不只上海市政府能买了,别的省市都能买得起,大学和工厂一般也不成问题。我们的机会真的来了。”

梁英:“周博士,之前我不怎么考虑公司的问题,现在人家投资了钱,所以,我现在也开始琢磨赚钱的事了。”

周寿宪:“只要咱们早点把磁片存储器鼓捣出来,这以后就是稳定的饭票。”

梁英:“这个是要做,但是我觉得用磁带来存数据也很不错,左凯那天找到了美国的一个什么消息,他们在用磁带来存数据了,而且周博士,磁带存数据比磁片简单。”

周寿宪:“那就是说,咱们公司……先做磁带存储器,挣点儿小钱?”

……

其实梁英左凯不完全算是最早发明硬盘的人。在大洋彼岸,IBM——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在1954年12月启动了一个“RAMAC计划”(随机存取、统计和控制),最终产品是1956年9月14日诞生的IBM350磁盘存储器,用在1957年投产的IBM305 RAMAC商用计算机上。从名字就知道IBM305这款计算机的卖点就是有个硬盘。

很遗憾,IBM350磁盘存储器在本历史位面被浦西数据存储公司抢先了一点点。但是,浦西数据的第一块硬盘并不是随机存取,而是只能顺序存取,因为那时候PWD还未搞定随机存储控制器,当然两个月之后PWD就把随机存储功能给做出来了。

很多年以后,中美两国专利机构“对账”,发现两个公司的各项专利申请时间都极为接近,有的项中国先,有的项美国先,根本分不出来谁是第一发明人。最终两国知识产权裁定的结果是硬盘技术专利“共有”和“共同发明”。

这是在专利和法律的角度。如果抛开法律逻辑,大家考虑到此时中美两国之间信息的极度闭塞,一般都公认这两个公司谁也没有抄谁,各自独立发明了硬盘。

……

浦西数据第一天成立的小会上决定先搞个磁带数据机挣点小钱,第二天他们就决定向外汇管理局申请进口一台录音磁带的灌装机拿来研究(改造)。这台灌装机不久之后是由一艘英国货船从日本直送到上海的。

从1954年下半年起,上海直接与外国通航已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当然,在轮船出长江一直到离岸200海里的这段航程,东海舰队的军舰始终提供保护,头顶上也时不时有海航和空军的飞机飞过。虽然国军军舰已经很久不在长江口出现了,但谁知道他们会不会发疯呢。

海军和航运部门已经在琢磨,东海舰队来年增添3条高航速的火炮护卫舰之后,是不是中国自己的轮船也可以试着往外跑了,反正国军军舰不敢开过来拦截。

就在浦西数据的成员等自己的进口设备到来的日子,上海各大报纸的头版纷纷报道了这样的消息:

《蒋介石匪帮攻击我出海渔民,反人类法西斯行径暴露无遗》

《我海军紧急出动击退蒋军军舰,获台山海战胜利》

——事情是发生在1955年4月底。涉事的两艘渔船都不小,600多吨,铁壳、柴油机,在当时的渔船队中挺高档的。因为捕鱼手气太好停不下来,比渔船大队晚了两天返航。4月28日,两艘浙江渔船正从外海返航,被两艘从基隆开出的国军护航驱逐舰拦住了。

国军的两艘小DE用76炮朝渔船开火,两艘渔船一边之字形蛇皮走位一边向沿海撤退,但还是有一艘中弹了,进水、减速停航、沉没,船员有1人牺牲1人失踪。

国军追打渔船,东海舰队舟山基地闻讯紧急出动,一共4艘旧炮舰、海防舰(改名叫护卫舰)开往台山一带,找着了国军的军舰,双方4对2就展开炮战。

我方4艘军舰有4门76炮和4门100炮,国军2艘军舰有6门76炮。双方从4月29日早上打到天黑,到天黑得什么都看不清了才各自返回。

战果是我方“疑似”击中了国军军舰2炮,国军军舰打中我方军舰2炮。反正双方受的都是皮肉伤,国军先撤,接着东海舰队的编队也撤,因此报纸上就以“我军击退蒋匪军”的口径报道。

实际上这场战斗打得很难受。海战持续了整整10个小时,我军发射385枚炮弹、命中2枚,国军打的炮弹也没少多少。

当然这其中有客观原因:作战当天海域的海况很不好,一开始3~4级浪后来4~5级浪,风也大;国军慑于我方小口径炮比较多,一直在拉开距离不让我方近战,因此双方只能在8~10公里用主炮对轰。至于空军,因为当面浙江的两个主要空军基地都碰上了雷雨,4月29当天都无法起飞战机支援。

但不管怎样,这火炮命中率也太让人心碎了。

429海战结束后,编队的战斗总结送到东海舰队,东海舰队送到海军司令部。海军司令部在让部队认真检讨得失的同时,也对海上炮战感到十分头疼。

“聂总,你们小组不也在探讨军事高科技吗,有没有那个……导弹?打船的。”

海军副司令员、主管海军装备的罗顺初问聂荣臻。

聂荣臻:“现在苏联确实有打船的导弹,但是,额,好像是一种核导弹。苏联不会卖核导弹给我们的,况且这种导弹还特别大,好像是只有驱逐舰才能装上。不过我们和苏联同志交谈的时候,知道他们还在搞一种也是打船的导弹,叫什么P-15这个就轻了,而且用的不是原子弹弹头,就是炸药。”

罗顺初:“那得引进。”

聂荣臻:“还有点早。苏联是说了可以转让技术给我们,因为这东西是装在小艇上发射的,只要是小艇,咱们都好弄到。但是现在的问题是,苏联的这种导弹也没有定型,说是要再过两到三年,等他们搞得差不多了的时候,咱们再拿技术转让。”

罗顺初:“这么麻烦吗?我自己都琢磨过呢,这不就是一架遥控小飞机吗,飞出去以后,让它往左,往右,往左,往右,军舰在哪它就转到哪,最后不就能打中了。”

聂荣臻:“没这么简单,都用导弹了那一定是得在敌舰火炮射程之外发射,隔着三四十公里,纯遥控的导弹打不了这么准,它越飞越远,我们最后都不知道导弹飞到哪了,遥控修正也就没有效果了。苏联同志披露过这种导弹的工作模式,是用红外线自动制导。”

罗顺初:“我现在想的是赶快有这个东西。53年咱们和苏联签订419协议,看来有些东西看得还是不够长远,那时候没跟他们提导弹这事儿。”

聂荣臻:“现在苏联都没把P-15给做出来,两年前估计P-15这个代号都还不能对外说呢。二五,现在只能安排在二五,不能再快了。”

尽管聂荣臻这么说了,可罗顺初还是比聂总急得多。听说最快也要1956年底才能和苏联确定引进反舰导弹,罗顺初干脆利落地做了一件事情:

1955年5月,经军委和总参批准,海军司令部下令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海军学校(大连海军学校、今天的大连舰院)组建“海军制导武器研究室”,以海军学校机电工程系、无线电系的骨干教师为基本的人员班子,研究导弹及其他制导武器。

这个研究室成立时十分的草台班子,既没有现成的技术资料也没有可供参考的样本,手头仅有的一些描绘二战时德国HS-293、弗里茨-X这些反舰导弹和制导炸弹的介绍文章,这些介绍文章都是科普读物的深度,其中没有任何可信的参数数据或者真·设计图。不过,就靠着这些科普读物和自己之前掌握的机电知识、控制系统知识,海军制导武器研究室在接下来的两年时间硬是边学习完善知识体系,一边天马行空地描绘海军所需要的反舰导弹是什么样子。到后来苏联的P-15(SS-N-2)“冥河”导弹技术真的向中国转让的时候,这个研究室发现自己竟然已经读完了“预科”,马上就可以上手消化和改进P-15了。

(因为疫情,今天不敢回家了,在外过夜码字不便,明天早上的更新欠着了,明天下午补上……)

(被困在钱老倡导设立的钱学森实验室楼里……)

第六十一章,跨洋而来的“利物浦”号

梁英、左凯在上海注册的这个公司,其实都在科技小组李强、聂荣臻的掌握之下,只是两人现在不知道而已。

只不过PWD公司的资料是和其他十几个有技术研发倾向的民营企业的资料一起送到李强这里的。

除此之外还有好几十份资料,这是北京、天津、上海、南京四大电子集团自设的“创新小组”正在攻关的内容。

只不过——其中哪个是“真命天子”,是很厉害的找准了技术发展方向的公司/小组,李强不知道。

未来文件片言只句式的描述,让对2022年的世界在中央眼里“犹抱琵琶半遮面”,大部分事情好像明白了一些,但还有更多的事情不明白。好像明白了路该怎么走,但又不知道先迈左腿还是右腿。

主席、总理对此的看法是“这不正好?”

方向都告诉我们了,足够了;接下来不走弯路,足够了。让我们一步步把路走出来,正好练练脚力。

李强觉得主席说的也确实很对,但是……如果除了指明方向,还给我一辆自行车,那该多好啊。

而且未来文件对具体科技的描述真是太少了,包括计算机科技。

至今为止国内计算机技术最大的突破是率先(或者世界上最早之一)实现了晶体管的商用量产化,但李强仔细一想,好像这不是未来文件提示的,而是老子查阅了国外计算机行业的最新技术研发方向之后确定搞晶体管,然后在白颐路猫了四个多月研发出来的!

未来文件在其中起到的最大的作用是:中央上下都知道了计算机和信息技术很重要,因此我们要在可能的情况下,多抽出一些人力财力来搞这个计算机。

除此之外,“雷布斯提案”中对2022年如何改革科研创新体制所提的一些问题也非常关键,这让现在的中央很早就开始思考这方面的问题。

四大电子集团的创新小组,针对的是未来前景不明(也就是有争议)的技术方向,由集团内的科研人员、具备科研素质的员工自己组队,只要能拟定一份可以自圆其说的科研方向规划报告,能拟定一份合理合规的不霍霍钱的经费使用计划单,就可以从集团专门的创新基金里面领到一些经费,用来开展他们想做的研究工作。

当然,规划报告虽然是“能自圆其说”就行,但创新小组能领到的经费多还是少,还确实与规划报告里面所说的东西有关系。

创新小组是现在国有企业(不只是电子集团)的第二重创新机制,国企不是只有这一层研发体制。常态化搞研发工作的研发部门广泛存在,与创新小组体制相对独立,但人员上可以重叠,比如天津消费电子实验室,这个部门在研发一些东西,但部门的研究人员如果感觉业余时间足够,也可以打报告申请搞一个创新小组。

这一这套制度的效果呢——到现在为止,发展势头良好。

天电集团的梅花牌收音机,1954年2月首次出口,这一年多的时间在苏联和东欧地区横扫收音机市场,销售出去10万台以上,在香港渠道也有少量出口,大约一万多台,当然这个渠道只能算是小头,在西方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梅花牌收音机确实被TR-54压得死死的。

梅花牌之后是丁香牌收音机,这是天电集团以TR-545为目标卧薪尝胆一年推出的换代产品,它在各个方面、几乎所有的技术参数都达到或者超过了TR-54的水平,现在样机已经出来,预计55年下半年投放市场,以后就逐步取代梅花牌收音机,成为天津的主力轻便型收音机。

为什么不继续“老型号”的梅花牌收音机,卖到东欧,多赚点大毛二毛们的钱,是因为丁香牌的生产成本比梅花牌还低,毕竟体积小其实就等于不那么浪费物料。

北电和上电的通用型、专用型计算机持续量产,这本身就已经足够吓人了,中国在数字式计算机领域基本上和美国持平了,两国的晶体管计算机都是1953年下半年诞生的。

这个时期英国也是计算机强国,他们1951年制造了第一台含晶体管的计算机,但那是一台晶体管-真空管混合计算机,没捞到“世界第一台(纯)晶体管计算机”的名号。但英国也并不着急,1955年3月,英国很开心地宣布,他们终于把计算机从晶体管-真空管混合体制更换成了全晶体管体制,并且制成的第一台全晶体管计算机起点很高,运算速度达到13万次/秒,而他们的上一代计算机运算速度是3500次/秒。

这台计算机还有一点英国人不提,那就是他们的晶体管不是曼彻斯特大学的实验室手工生产的,也不是从美国进口的,而是买的中国货……

这大概就是香港对于英国人的意义吧……

……

“二五计划当中,钢铁产能的扩充我们打算继续加强,现在预定的、到1961年底增加400万吨钢铁产量的计划,应该改成700~800万吨。”

1955年6月,二五计划起草。

与一五计划一样,还是中国国家计委与苏联国家计委在一起协商拟定草案。不是说现在中国国家计委还不会编制五年计划,而是二五和一五一样,仍然有大量的机器设备需要从苏联进口。

以及,苏联在二五计划中照旧提供贷款,初定数额是40亿卢布(10亿美元),偿还期限10~15年,利率依项目而定,低的1%,高的2%。

——反正相比香港和西方国家提供的利率,从苏联拿贷款始终是利率比较低的选择,只不过,从苏联拿贷款肯定就是买苏联设备。

在6月份的第二次协商会议,中国国家计委提出了增加钢铁规划的意见。

按照最早的计划,二五期间中国新建一个钢铁厂,4座年产75万吨的高炉,总产能300万吨(就是武钢);鞍山、抚顺、上钢的技术改造扩建增加100万吨的钢铁产能,总共400万吨。

但中国可不只是在发展军事工业。经济运行对钢铁的需求量太大了,与其到时候全国上下钢材紧俏,那不如一步到位。

苏联国家计委的亚诺夫对中方提出的这一要求没多大反映,他本来也觉得只兴建一个钢铁厂对中国来说一点不多。翻了翻手头的资料,亚诺夫说道:

“你们确定了武汉钢铁企业的厂址,这已经安排进计划了;除此之外,第二和第三个大型钢铁联合企业的厂址你们也都进行了地质勘察,一个位于包头,一个位于马鞍山。两个厂址都可以发展成年产300万吨钢铁的企业,你们可以在两处地方当中选一个,在二五期间再建设一个钢铁联合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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